十年前歡菌在澳洲參加「有機農莊義務工作及文化交流」（WWOOF），以每日四小時勞動交換三餐一宿的方式，見識世界。我們兩人合共支付 45 澳元（約 260 港元）入會費，換取一本有效期一年的名錄，裡面收錄了全澳洲幾百位東道主的名單和聯絡方法、農莊簡介、需要義工幫忙做什麼勞動、提供給義工什麼種類的食宿等資料。我們避開商業性的大農場，只選擇女同志和單身女人做東道主的小農莊，就這樣在澳洲東南部幾個鄉下地方遊歷了半年。
在第一站「動物農莊」我們結識了東道主嘉菲的女兒樹芳，她在墨爾本一間大學讀環境科學，聖誕假期來農莊探望媽媽。嘉菲年輕時活躍於環保運動，沒有結婚，樹芳是她的獨生女。樹芳十五歲加入綠黨，十八歲以黨員資格參加地方層面的議員競選，沒有選上，之後繼續活躍於綠黨內外各種社運團體。她認識我們那年二十歲剛出頭，傾談中我提到在香港的「社運」經驗，她馬上眼前一亮，我趕緊澄清說在香港我是個邊緣的「非典型」，她仍然和我們很親熱，邀我給本地的綠黨通訊寫文章。我沒寫文，看了半本她帶來的書，作者是澳洲綠黨男同志國會議員 Bob Brown。
海菌和我對樹芳也很有好感，她又環保又素食，擁抱多元文化，美貌甜蜜又可愛，還很勤快煮食。她媽媽嘉菲也吃素，但就不注意健康，只顧看偵探小說，吃得極隨便，有時只吃薯片當飯。我們在「動物農莊」平均每天勞動三個多小時，工作輕鬆，又常免費使用她的電腦上網，便不好意思經常開聲請她為我們買菜，已經陪她吃了許多天的意粉拌罐頭豆。樹芳就沒有我們的顧慮，她不單要嘉菲買回來一堆新鮮蔬菜，而且還搬出自己帶來的一大盒香料，我倆幫手洗洗切切，她動作麻利、呯呯嘭嘭就煮好一鍋香氣四溢、略嫌太辣的印度菜。
元旦後樹芳離開農莊，臨行前再三邀請我倆去墨爾本找她。我們到埗就住在她和同學合租的市郊住宅，她把自己的小房間讓給我俩，自己在客廳睡沙發。那個週末，正好遇上維多利亞省獵野鴨季節開鑼。樹芳告訴我們，全澳洲六個省中有三個省已經禁止獵殺野鴨，維多利亞省還未禁止，也是獵鴨人數量最多的省份，過去二十年，有個叫做「禁制射鴨聯盟」的團體一直以「救鴨行動」爭取省政府立例禁止獵鴨：獵鴨季節為時十二星期，多數獵人在週末出動，「救鴨行動」成員或支持者也在每個週末去到各個濕地，用各種方法騷擾獵鴨者，嚇走野鴨，清理獵鴨者非法遺留的彈殼（有很多），並搜尋被獵鴨者非法射殺的受保護品種鳥類屍體（通常找到很多），帶回墨爾本開記者招待會。
樹芳前兩年開始參加「救鴨行動」，這年也不例外。她週五晚離家，週日黃昏回來時，一副筋疲力疲的模樣。當時菌和我正在廚房準備晚飯，我正按照她離開前的請求準備一大碗雜菜沙律（她說行動那幾天只能吃麵包），海菌在精心炮製一鑊美味的炒飯，打算給她一個驚喜，我倆還預先買回一盒她最喜愛的豆製雪榚（她是完全素食者，不吃蛋和奶）。可是她踏進家門不久，就踡縮在廚房地板上哭起來。
她說，獵鴨人用鉛製的霰彈，一槍射上去，幾隻鴨同時中彈，死的死了，受傷的不能再飛，掉進水中也溺死了；法例規定獵鴨人必須拾回自己打死的鴨，但許多人不會這樣做，她和其他救鴨人便得不停執拾那些死掉或未死的鴨……
她說，法例規定救鴨人不得在上午十一點前踏進水中（不知道什麼理由），但獵鴨人在日出時分便開始踏進水中等候鴨群飛過（法例規定只能射殺飛在天上的野鴨），救鴨人不在岸上等，也跟著走進水中行動，省政府「可持續發展及環保部」的官員便前來阻止救鴨人，登記名字，日後起訴。她是其中一個被起訴的人，結果被罰一百一十澳元。她表姐是另一個救鴨人，她對官員說：「我只會給你一個假名字。」結果官員放過了她，因為澳洲沒有身份證這東西。
她又說，有些救鴨人找到三隻被射殺的瀕臨絕種鳥類屍體，依法交給同一個政府部門的官員確認，但確認後官員卻拒絕交回鳥屍，以免「禁制射鴨聯盟」 拿鳥屍去開記者會向政府施壓，而獵鴨人又不停取笑她們，譏笑她的髮型，問她是否因為拿綜援需要做義工所以才來反對他們（她青少年時期的確曾經短期靠綜援生活）。
海菌和我聽著，說不出話來。樹芳一邊哭一邊怪責自己不應該哭，怪責自己在行動中不夠硬心腸，一邊執死鴨一邊哭。她說，這麼憤怒和傷心，其實很影響她回來後的生活，但是許多人已經救鴨救了二十年，什麼策略都試過，都沒有用，獵鴨人根本不會改變，她必須令自己變得和獵鴨人一樣強硬冷酷，才有力量對抗他們。我不同意她的想法，安慰了兩句，她聽不進去，看她滿臉倦容，我覺得有點無力。海菌繼續用心炒飯，希望炒得好味令樹芳吃得高興，廚房的爐頭高度是按西人身體標準，她必須站在椅子上才好使力。
那餐飯樹芳食不知味。她說，下個週末會再去「救鴨行動」，通常開幕日那星期有許多救鴨人到場，然後第二個星期就很少人去。她問我們會不會和她一起去？我們有點猶豫，看見樹芳從行動回來的疲倦模樣，又說被太陽曬到頭痛，海菌擔心會太累，她體質不好，過份勞碌就會病倒，而且去的話，她要做一番準備工作，為我倆準備御寒衣物、替換衣物和一日三餐的食物。澳洲的荒野沒村沒店，而樹芳說行動需要經常走進濕地的泥水中，有時泥水會陷到大腿那麼深。
我也累，那星期我們收到鄭智雄電郵，不滿我的好友勁翔利用自己優勢和李維怡的關係向錄映力量申請資助，為此我連續幾天去大學校園的學生電腦中心，借用樹芳的帳戶，與鄭智雄及勁翔多番電郵來往討論，思慮過度，晚上失眠，嚴重缺乏休息；而且我的涼鞋在嘉菲的「動物農莊」被狗咬爛了，只剩下一對不防水的行山鞋，若連這對鞋也搞爛的話，又得花一筆錢買鞋。更主要是，我在香港從未經歷過這種場面，想像荒野之中獵鴨人與救鴨人衝突起來，一怒之下開槍，「錯手」把海菌或我當成野鴨般射殺，就有點害怕。
考慮商量一番，我們還是決定和樹芳一起去，一來經歷澳洲的社運，想知道「救鴨行動」是怎麼回事，想感受樹芳為何這麼憤怒和傷心，二來也想看看澳洲荒野的濕地。
這個週末的救鴨人，連我倆在內共有八個。樹芳最年輕，海菌其次，其餘全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除我倆之外，全部白人。其中五個是「禁制射鴨聯盟」 的資深成員，參與時間由八年至二十年不等，包括「救鴨行動」核心成員大衛，樹芳對他讚不絕口，說他是「最美麗的中年男人」。多數人都裝備齊全，資深成員海倫和東尼更帶備厚實的膠底鞋和緊身防水保暖褲。
「救鴨行動」租了兩輛四輪驅動的七座位客車。我倆支付了 20 澳元汽油費和 30 澳元住宿費（合共約 300 港元），帶著為自己與樹芳準備的兩天食物（麵包蔬果、即食榨菜，還有海菌堅持要帶的兩個即食麵），星期五黃昏從樹芳家出發到墨爾本市中心，在街邊吃過晚飯，七點鐘會合大家後再出發。連續四小時行車後，午夜時分來到濕地附近一個露營車營地，我倆被分配與樹芳、大衛、東尼和海倫共用一架露營車過夜。
翌日凌晨五點幾，所有人準備妥當，上車出發。廿分鐘後來到濕地，晨曦中隱約可見十六、七個獵鴨人，穿著迷彩軍服，全副武裝，站在離岸邊二、三十呎遠的水裡，持槍戒備。我們和樹芳一組，穿上螢光綠的背心（以免被獵鴨人誤當做野鴨），樹芳第一時間踏進水中，一直行到與兩個獵鴨人平排之處，開始「騷擾」他倆，問他們為何大清早傻瓜般站在泥水中，而不去找朋友喝杯咖啡？我站在水邊，海菌站得更後，在觀察。十年前香港政府清拆旺角金輪天台屋的記憶浮上心頭，那時男友小森和部分男居民一起站到天台屋頂上，我留在天台屋裡面陪伴婦孺，很擔心小森安危；現在海菌站在我後面的「安全地帶」，我悄悄鬆了口氣。
隨著太陽一吋一吋昇起，三五成群的鳥兒開始從天空飛過，呯呯啪啪的槍聲也在四面八方響起。我倆心情有點緊張，看見鳥兒接二連三從空中直線墜下，不約而同想起法國紀錄片《鳥與夢飛行》，片中一隻長途飛行幾千公里遷徙的候鳥，在歐洲大陸也是這樣被獵人一槍從天上打下來。淚水不知不覺湧上眼眶，只是為了取樂就殺死自由的生命，怎麼可以有人這樣做？我們無法理解。
前面水中那兩個獵人也有開槍，樹芳不停大聲問他們：「你確定認得出你想射的是什麼鳥嗎？」當有鳥兒被他倆射下來時，樹芳又馬上催促他們去尋找和執拾起鳥兒屍體。
這情形持續了十多分鐘，一輪槍聲之後，天上沒有多少鳥在飛，四野又靜下來。光線逐漸增強，這時我看得比較清楚了，那兩個獵人是兩父子，中東人模樣。樹芳繼續「撩」他們說話，他們也不斷還擊：那父親三番四次叫樹芳回家去，說她髮型很難看，說若他是她父親一定會很不高興，若她母親知道她在幹這種事情，一定會趕她出門。樹芳笑嘻嘻地回應說，她母親很以她為榮，因為母親二十年前也來這裡反對射殺野鴨（嘉菲十幾年前曾因為參加阻止砍伐古老樹林的行動而坐過牢）。
年輕兒子一邊與樹芳對答一邊不停向海菌和我這邊張望，大聲問我們為什麼要跟著樹芳來？我倆一時不知怎麼回答，他回頭對樹芳說：「看，妳的朋友也不支持妳。」當他第二次重複這句話時，我忍不住一腳踏進水中，想走到樹芳身邊和她併肩站在一起，海菌跟隨在後。泥漿一下子陷到我的腳踝，我怕有水蛭，稍一猶豫，泥漿便吸住鞋子不放，努力拔腳邁步，泥漿下的地面又高低不平。我掙扎著行出幾步，還未到樹芳身邊，那兩父子已一先一後往回走，年輕兒子說：鳥太少，有點悶，又被樹芳搞到很煩。
獵鴨人在岸邊紮下一連串帳篷。他們返回帳篷邊聚集時，我們也與其他救鴨人會合。這時輪到獵鴨人不停大聲挑釁救鴨人，我倆聽不清楚，也沒留意聽，只有一句衝著我倆而來的話進入耳洞：「嗨，中國男孩，你們是亞洲遊客嗎？你們在機場迷了路嗎？」樹芳與海倫不停大聲反擊，我倆插不上嘴，也沒他們雙方那麼好氣，依照其他救鴨人指示，低頭在泥地上尋找和執拾彈殼。
上午九時許，救鴨人分成幾個小組在濕地巡視，找尋死傷的野鴨野鳥和執拾彈殼。近中午時分，我們這組找到一堆亂葬崗似的鴨毛和鴨頭，在烈日下散發著惡臭；另一組找到兩隻被射殺的黑天鵝，第三組則找到兩隻被射殺的雀斑鴨。救鴨人都既高興又生氣，告訴海菌和我：黑天鵝和雀斑鴨是受保護的瀕臨絕種鳥類，後者更是世界上最瀕臨絕種的鴨子，通常一個濕地若發現兩隻以上這種鴨就會馬上關閉起來，但去年他們在這裡找到五隻被射殺的雀斑鴨，政府仍然不肯關閉這個濕地。
由於上星期政府官員拒絕交回鳥屍，這次他們很慎重，安排一個人立即駕一輛車把死鳥帶走，到鎮上買冰塊和大膠桶，把它儲存起來，其他人冒著烈日繼續搜尋。
海菌、樹芳和我留在另一輛車上沒有出去。樹芳頭痛要睡一陣，海菌和我又渴又累，卻沒胃口吃東西。車上有一本當年度的《維多利亞省獵鴨指南》，我隨手翻開，驚訝地發現序言由勞工黨首相所寫。樹芳睜開眼告訴我，維多利亞省已經連續八年乾旱，鳥類數量與濕地面積都大幅減少，有些原本不反對獵野鴨的科學家也認為今年應該關閉濕地不准獵鴨，但因為今年是大選年，為了爭取選票，工黨政府仍然決定開放獵鴨季節，甚至不惜用人工注水來增加濕地的水量。
人工注水！澳洲是極度乾旱的大陸，我們在悉尼經歷過攝氏 40 度的氣溫；搭乘橫越東西澳的長途火車，在一個荒僻小鎮停站時，看見鎮上唯一的士多裡掛著一塊黑板，上面記錄著近年該鎮的雨量，觸目驚心的一連串「０」字，中間只點綴著一個三位數，數字後面以厘米做單位。澳洲土著靠刀耕火種在這片嚴酷而美麗的土地生存了四萬年，發展出依存大自然的「夢歌」文化（這是勉強的翻譯，不能準確表達出那種文化的意涵），二百年前英國人登陸，趕走土著，發展農牧業。大片機械化的耕作農地，極度依靠地下水灌溉，這生產方式造成的嚴重環境危機和經濟危機在 1990 年代已露端倪，旅途上我不時看見有文章因應這危機而呼籲改變生活方式，許多澳洲人也在家居設置收集雨水的巨桶，節省用水。現在維多利亞省的濕地因乾旱而減少水量，這個工黨政府卻竟然用人工注水來討好選民！
我把《獵鴨指南》扔在一旁，加入菌和樹芳閉目養神的行列。大約兩小時後，救鴨人回來了，再次拾到兩隻被射殺的黑天鵝和一隻大鷭鴨，也是受保護瀕臨絕種鳥類。他們剛把死鳥放進布袋收進車尾箱，四個獵鴨人就開著吉普車，塵土飛揚地由遠而近，停在我們車後。氣氛緊張起來，大衛第一時間走近吉普車，滿臉笑容地與他們搭訕。不久他們的來意就很清楚了：他們大聲叫樹芳出來，其中一個是早上被她「挑釁」過那對中東父子的年輕兒子：「嗨，妳今早叫我去飲咖啡，現在我來找妳聊天了！」
獵鴨人胡言亂語一通，樹芳和他們半笑半罵地鬥起嘴來。中東年輕人不僅臉孔最標緻，而且也比較認真想傾談，他問了幾次為什麼我們要來反對他，問完樹芳，也走過來海菌和我這邊車門來問我倆。於是我也認真地回答他：因為不想野鴨被殺到絕種。他臉色一沉，不屑地說：「所以你們認為自己很道德，高人一等？！」我真心回答：「不，我覺得和你是平等的。」看他臉色和緩，我也反問他：「殺死沒有還手能力的動物令你開心嗎？」他說：「只是運動而已，我阿爸叫我來的，是我的第一次，我喜歡戶外活動，露營。」看我沒說話，他繼續：「射鴨只是運動，妳們不吃北京填鴨嗎？我儲了一年錢才能來這裡度兩星期假，花了這麼多錢卻沒有多少鴨可射，還要被妳們煩……」
我心中被觸動一下，想回答他，海菌也想開聲回答，但那邊廂樹芳與其他三個獵鴨人的鬥嘴正到高潮，幾乎有種開派對的熱鬧，中東年輕人的注意力被樹芳的笑聲吸引，又走回她那邊車門。
黃昏回到露營地，海菌對我說她對剛才那一幕的觀察，我鼓勵她直接和樹芳溝通。海菌講英文模倣澳洲人口音維肖維妙，表達自己卻講得結結巴巴，不過大致意思還是清楚的 ── 在獵鴨人與樹芳笑鬧最高潮，中東年輕人叫樹芳明天早上不要再來煩他，並邀約樹芳回墨爾本後和他去飲咖啡，樹芳嘻嘻笑回答說：「同你去飲咖啡？你就想！你停止獵鴨，我就不再來。」海菌認為樹芳這「策略」會令那幾個年輕男人更難放棄獵鴨，因為那一刻變成樹芳在娛樂他們（這不是樹芳的目的，但海菌一直看著他們的臉，他們顯然樂在其中），若他們停止獵鴨，那豈不是雙重損失 ── 既失去「打獵」的快感，也失去與美女調情嬉戲的樂趣 。
樹芳沒等海菌說完，就流利地說了一堆「運動策略須知」教訓她，然後再說一堆「自我評估完全正面成功」的團隊話語，海菌無言以對。樹芳避開我們眼神，說她要做功課，便走進露營車，爬上她的上格床。我期望樹芳會和我們討論一下海菌的觀察是否正確，沒料到樹芳對海菌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想起一個星期以來海菌為樹芳精心準備各種飯餐，我不由得有點生氣。想了想，也跟著走進露營車，對樹芳說，我們被獵鴨人圍在車裡時，我對她感覺不好，想同她談談，搞清楚我的感覺。她立即露出深深受傷的表情說，我這樣批評她傷了她的心。批評她？我忍著氣解釋道：我是想搞清楚我對她的不良感覺，這是對彼此開放和公平的做法，說不定我感覺不好是我的問題呢，怎麼變成批評她了？她雙眉緊縐，說她要趕著做功課，沒時間、也沒義務要向我們解釋，說我們一味負面又帶著假設，她不想同我們傾。語畢她就把頭埋進眼前那堆功課紙，不再理我們。
我氣炸了，多年前從大陸移居香港最初幾年被歧視的記憶一閃而過，很想立即離開。但那個鳥不生蛋 ── 不，是只有鳥生蛋的地方遠離人煙，沒有公共交通工具，而海菌和我又餓又累，天色將晚，連執簡單行李也沒精力，更別說出去截順風車。雖然我倆可以另外租一輛露營車過夜，但這樣既多花了錢，也不能令自己感覺變好。和海菌商量一會，我決定請全體救鴨人一起討論，我們參加了他們的行動，有問題就應該大家討論解決。以前在香港社運團體這樣做沒有好結果，我想試試看「民主多元」的澳洲又如何。
大家在露營車外的乾燥泥地上圍圈而坐，樹芳仍然一副很委屈很受傷的模樣。大衛坐在她旁邊，抱著她肩膀，語調堅決地說：當時情況很危險，四野無人，獵鴨人的車擋住了我們的車，我們沒有退路，他們有槍，隨時可以對我們不利，所以必須用盡所有方法分散獵鴨人的注意力，而樹芳的策略做得很好也很成功。
海倫表示贊同。
東尼說，那些獵鴨人被樹芳吸引而來，是很明顯的事情，至於樹芳是否處理得好，則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他接著解釋，這關乎「禁制射鴨聯盟」的政治，因為那些死鳥是很重要的證據，要用來星期一早上開記者招待會，不容有失。「禁制射鴨聯盟」努力工作了二十年，行動取得很大成果，第一年獵鴨季節開幕時有幾千個獵鴨人，今年則已經減少到百餘個。他接著夢想，也許政府立法禁止獵野鴨的日子不遠了，到時他們就要找別的動物去拯救，找什麼呢？也許去救鯨魚，哈哈哈……
海倫開始和東尼回憶他倆十五年前第一次參加「救鴨行動」時，如何被憤怒的獵鴨人緊捏頸脖……
我完全迷失，說不出話來。海菌出聲：「我覺得阮歡把她的感覺攤出來與大家傾談，需要很大勇氣。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對我來說，要跟上你們的討論並且交流是困難的。」
海倫和東尼立即反省：他們搞了十幾年行動，已經忘記了每個人第一次參與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緊張之處。海倫又多謝海菌和我來幫他們：若妳倆不來，這星期我們就只有六個人。
另外兩個參與了七、八年的資深成員由頭到尾沒有出聲，和我們也沒眼神交流。他們在整個行動中都很少出聲，默默地做，工作完成後便拿一枝啤酒在手，聊幾句無關痛癢的話。
大衛說：妳倆覺得緊張和害怕都很自然，若翌日妳們覺得累或者想觀光，可以留在露營車營地。又或者，若妳們仍然擔心妳們的鞋，就不用我們一起走進水中。
擔心我們的鞋？我們的鞋今早不是已經踏進水中變成濕泥了嘛，海菌的涼鞋還被泥漿吸掉鞋底，就此報銷。大衛這樣說，是把我們當成貪便宜的觀光客了？事情至此，我和海菌不再說話。
我們覺得很孤立，未搞清楚自己感覺之前，無法決定自己明天怎樣行動。海菌用營地廚房用唯一一個平底鑊煮了即食麵給我倆吃，然後在營地內外來回散步，談了一整晚。
我倆人生路不熟，語言半不通，感覺不安全，想與獵鴨人保持距離，樹芳的美貌和笑聲卻把他們吸引過來，這不是她的錯，但她以調情的方式應付獵鴨人，助長了獵鴨人的興奮，也間接打斷我們和中東年輕人的對話，最後這一點令我們對她感覺不好。
剛才開會時大衛說當時情況很危險，海菌和我也覺得危險，但彼此所說的危險有異：海菌怕「子彈無眼」，擦槍走火；我怕獵鴨人來找晦氣，對我們有什麼身體暴力；救鴨人則怕找到的證據被搶走或毀掉，怕他們長期努力又估計成功在望的目標受到破壞或阻延。大衛說樹芳的策略很成功，是從救鴨組織立場出發；樹芳渴望得到組織認同，便奮不顧身積極表現，這樣當然有助她的事業發展，但卻有害於她的心理健康。上週末她在家中說「要變得像獵鴨人般冷酷強硬才能成功救鴨」，經過與獵鴨人短兵相接這個下午，我覺得至少那位中東年輕人並不冷酷強硬，而且他問的問題有意思，提醒我們不要站在道德高地批判獵鴨，要從基層的角度重新理解獵鴨背後的種種動機和因緣，並相應調整行動策略。我們很想樹芳也聽聽中東年輕人的聲音，一起思考，但她根本不願聽。
樹芳不願聽中東年輕人和海菌的聲音，只顧做她的大學功課、想得到社運組織權威肯定、要發展她的環境事業。她不關心自己的情緒感受，反怪我們「負面又帶著假設」，那我們也不用再理會她的憤怒和傷心，反正令她憤怒和傷心的不是我們。
月兒升到中天，我倆終於可以心情平靜地上床。翌晨五點不到，我倆已經清醒。救鴨人的計劃是五點半起床，但是他們的鬧鐘壞了，六點過後仍未見他們有動靜，我倆繼續在床上享受彼此的懷抱和溫暖。
那天早上救鴨人覺得是「災難」－－出發時已過七點，去另一個濕地又迷了路，或是走錯路。他們一路不停地商討下一步該怎麼辦，海菌和我關上耳朵，放鬆心情，專心欣賞沿途風景。最後他們去了一個沒有獵鴨人的濕地，下車時太陽剛好從地平線上昇起。沒有刺耳的槍聲，四野一片靜謐，大群大群不同種類的雀鳥整齊劃一地掠過平靜如鏡的水面，牠們拍動翅膀的咻咻聲清晰可聞。救鴨人沿著岸邊向前走，想找找看有沒有死傷的野鳥，我倆遠遠跟在後面，盡情享受眼前美景，偶爾低頭執拾地上零散的彈殼，前方不時傳來樹芳高吭的嬉笑聲。
近中午，救鴨人又回到昨天那濕地。四週不見獵鴨人，眼前一片開闊水面，再過去是大片美不勝收的蘆葦叢。他們要走進蘆葦叢中找尋死傷野鴨，大衛向所有人說明這片濕地沒有鱷魚，也再次叮囑大家動作要輕，別驚動野鴨飛起，反倒成為獵鴨人的目標。然後他問我倆是否想留在車上？我倆表示願意繼續幫忙，大家再次分成小組四散行動。這次海菌和我自成一組，獲分配一個哨子，大衛叮囑我們，萬一迷失方向找不到大隊，便用力吹響它。
救鴨人飛快地走出老遠，我倆辨認著方向慢慢行。救鴨人不停在密密麻麻的蘆葦叢中鑽出鑽入，我倆多數時候沿著邊緣走，不敢讓那片開闊水面離開視線範圍太久。有時我們跟著某一組走進蘆葦叢深處，嗅到裡面的水有臭味，他們繼續前行，我倆轉身往回走。幾個組不時會合，交換一下情況，樹芳仍然很努力參與他們的商討，努力提出這個那個正面建議，每次看見她，我都覺得很累很累；對他們的商量，我倆盡可能抽離，聽得明白便聽，聽不明白也不再努力理解，更沒有打算說話。今天我倆沒見到鳥屍，可能都沉到水底去了；我們不斷拾彈殼，差不多裝滿他們發給的枕頭套。
行進中，不時記起少年時在中國大陸看過一些小說和革命樣板戲裡面的蘆葦蕩，想不到在澳洲大陸有機會置身其中，那又厚又實的大片深綠，好像把我的心也吸了進去。然而中國大陸的蘆葦蕩是魚米之鄉，也是人們勞動、生活和奮戰之處，澳洲大陸的蘆葦叢卻寂靜一片，不覺有魚，連鳥兒也沒蹤影，也許只是我們不熟悉這裡，或者因為這裡有獵鴨人，飛禽走獸都聰明地躲起來。但願如此。
返回墨爾本路上，東尼做司機，海倫為免他在長長的大直路打瞌睡，一路與他說個不停。她閉嘴後，為了行車安全，我努力找些話題接上。我說香港大嶼山一隅的大澳有一片小小濕地，其中一部分被政府＋環保團體毀掉了，又說新界還有一個米埔自然保護區，東尼和海倫都問米埔有多大？有沒有某某某種雀鳥？我有點慚愧地回答說不知道，我從來未去過，雖然有小巴可以去米埔，但它要收一百元入場費，而且所有關於米埔的宣傳文字都只說「歡迎學校社團」參觀，我一直覺得米埔好像是動物園，「去米埔觀鳥」彷彿是一項專業消閒活動。
東尼和海倫互相向對方說：聽見香港這種情況，令他們再次意識到身在澳洲是多麼幸運。然後他們又聊開了。我鬆一口氣，心情卻鬱悶起來。澳洲的自然景觀無疑很壯麗，但要時常欣賞這景觀，卻必須出賣許多勞動時間，就像那位中東年輕人，要存一年錢才能在這濕地度假兩星期，然後還覺得悶，因為異化勞動需要感官刺激作補償，而感官刺激終有一日會麻木。思緒不知不覺飛回大嶼山，大澳那片濕地雖然細小也平凡，但平易近人，而海菌和我共同生活一年多的梅窩，有各種各樣的野生小動物，時常和牠們在家門內外相遇……
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卻被海倫咬牙切齒的聲音打散：「看！那隻不是本土鳥，該把牠們全部殺光才好！」順著她的目光看去，一隻八哥正在分隔車路的水泥花槽下找吃。連這八哥，也是在梅窩常見的啊。
我用廣東話低聲跟海菌說：白人也不是澳洲本土的，難道也該把他們全部殺光才好嗎？如果沒人殺得過他們，他們就全體自殺吧，把土地還給澳洲土著！
小無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