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政治

關山月長卷作品《山村躍進圖》（局部），1957 年

聲稱「愛牛」的梅窩本土派在其臉書專頁「梅窩牛牛都哪裡去了」發帖引述毛澤東的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以支持其對梅窩牛群的權威性發言權。可笑的是，他 (們) 寫的《放牛歸山計劃》，劈頭一句就露了底：

「2012 年年中，一群黃牛開始慣常在梅窩市區出沒……」

什麼梅窩市區？！梅窩以前不是、現在也不是城市，而是由多條鄉村以涌口為中心歷史地形成相對繁盛的墟鎮。黃牛和水牛從農耕時代起就是梅窩一分子，由於農業式微而在過去十多年逐漸變成自由牛，所謂「牛羣 2012 年開始在梅窩『市區』出沒」，是以語言偽術掩飾的謊言！

事實是，大約在 2012 年前後，梅窩碼頭至涌口一帶開始新一輪大興土木，私人發展的（偽） 豪宅、政府興建的居屋、大型現代排污工程和「怡情小鎮」翻新／打造工程陸續展開，梅窩租金和樓價水平、車輛數量、體積和速度一併激增，原本相當安全的馬路交通屢屢險象橫生，一向與行人、單車和少數慢駛汽車共享路面的黃牛和水牛也被霸道的司機和潔癖的小資視為「異物」，因而變成一個「問題」。梅窩本土法西斯顛倒事實，粗暴地把碼頭至涌口一帶說成「市區」，說什麼牛群「秋冬季在村落裡生活，春夏季大部分時間在市區活動（2012 年前，牛只在村落及山上生活）」，以此合理化他們「牛群不適合在市區存在」的說法；他們「調查」牛群，為牛隻命名、加以編號，在臉書專頁發表其對牛的「科學觀察」及其「愛牛之心」，以此動員群眾支持他們爭取趕牛上山的議程；鑑於過去被趕上山的牛群多次返回梅窩，他們向政府要求把牛群區隔在山上，由他 (們) 來管理。

他們信誓旦旦，說趕牛上山是為了避免牛群在梅窩「市區」遭受人的傷害。政府現在提出把牛群搬去遠離人煙的大小鴉洲，他們又反對，說什麼「大小鴉洲是個荒島，如果牛被遷到那裡，相信很快就會被中國走私賊全部屠宰運走」。如此前後矛盾，可見本土法西斯為了自己的利益，乜都噏得出，真係虛偽到冇牛友！

既然本土派那麼「愛牛」，口口聲聲「視牛為朋友」，什麼「朋友有難要出手相助」，那我們就乾脆支持政府把他們和牛群一併搬往大小鴉洲，實踐他們的勇武理念，抗爭香港和大陸的偷牛賊，與牛群共存亡！

下面短片拍攝於 2004 年，當時梅窩人少牛多，片中牛群出沒的地點距離涌口墟鎮街市（即梅窩本土法西斯口中的「市區」）最近之處只有半分鐘腳程：

海菌和我於 2004 年在梅窩多次目擊漁護署人員捉牛，經致電該署了解，他們是應鄉事委員會要求而行動，被捉走的牛會運去上水狗房「人道」毁滅，我們對此表示異議，認為政府應該全面聽取梅窩居民的不同意見才作出決定。隨後我們從村民處了解到，04 年之前梅窩自由牛的數量大約有七十多頭，經過多番捕殺，04 年只餘下十多頭黃牛，有村民說牠們是原本那些牛群的後代，也有人說牠們是從水口、塘福等地經山上移民入村的 「新」牛。

2004 年底十多頭黃牛被漁護署捉走殺掉之後，梅窩有一段短暫的時間不見牛蹤。我們於 2005 年初離港，根據梅窩朋友記憶，大約在 2005 年底 ~ 2006 年初，牛群又出現在梅窩，每日近黃昏時會來到街市外面的草地聚集過夜。 2006 年 6 月我們回到梅窩後，常見到一些村民入夜後路過那裡時駐足看牛，流連良久，拍照留念。

2006 年 9 月，漁護署應鄉事委員會和洋人保育組織的要求，把一群在梅窩自由遊蕩的黃牛搬到狗嶺涌，我們製作的＜問世間牛為何物＞記錄了片段搬牛過程。片中有一個二犬何詩敏，於 2012 年成立「梅窩牛牛之友」，要求把黃牛留在梅窩並加以圈養管理。

梅窩本土派代表人物聖西門於 2015 年成立「梅窩牛牛都哪裡去了」臉書專頁時，把「梅窩牛牛之友」視作競爭對手。他得知我們曾經批評二犬的「愛心」，便通過井底蛙小資朋友來動員我們支持他美其名「放牛歸山」的趕牛上山計劃。我們反對他的計劃，和他通過電郵來往多番討論，不果，我們寫網誌闡明自己想法，隨後他在自己的專頁和我們的網誌留言，指責我們歪曲事實 ── 我們批評他以「救牛」動員群眾、為自己積累資本，他辯解自己沒有直接邀請我們到他的專頁按讚，極力撇清「梅窩牛牛都哪裡去了」並沒有像「梅窩牛牛之友」般註冊為保育團體公開籌款，因而他的種種作為與自身利益無關。但是，對於我們批評他把梅窩墟鎮稱作「市區」、把趕牛上山稱作「放牛歸山」等攸關宏旨的問題，他完全沒有回應。

2006 年鄉事委員會要求漁護署把牛群搬到狗嶺涌時，抬出「為阿婆阿伯著想」的理由，指牛群破壞阿婆阿伯的菜田。當時我們正在錄映力量爭取藝術生活基本資助，阮歡特意把她與梅窩山邊獨居的流動小販豆花伯的交流對話以文字記錄下來，寫成＜人牛筆記＞的電郵寄給朋友和錄映力量的夥伴：

搬牛事件之前，伯伯已經抱怨過水牛吃了他種的蕃薯葉，當時我問他想不想修理田邊欄桿？如果想的話海菌和我可以幫手。他回答說：「修過啦，沒用，全給水牛衝爛了。」後來有一天我倆特意去看伯伯的田，看不出什麼，只覺得種的菜似乎比之前減少了。

搬牛事件之後，上星期一，我俩和鄰居絲棉人去狗嶺涌看望黃牛後回到梅窩，很累，也有點怕和伯伯傾起牛事意見不合傷和氣，但那幾天伯伯去醫院做過白內障手術，我很想問候他，幾經猶豫，最後還是在豆花檔坐下來，和他傾談一陣。

原來伯伯沒做成手術，醫生說他的白內障未成熟，要等成熟才可以做。話題很快轉到牛事方面，伯伯抱怨：前一晚水牛又去吃了他種的蕃薯苗，還踩爛了一些小芋頭。他說如果有人把牛趕走，他就會開心；我說我不開心，伯伯就說：「牛是畜牲而已。」我一時無語，想回家，伯伯伸出手指摸摸我的臉，話我近來好像瘦了。

昨天送朋友出碼頭，回家路上見伯伯開檔，海菌坐下吃豆腐花，我俩和伯伯又聊了一陣。開頭的對答和上一次差不多，然後來了經常在伯伯檔口坐的龜婆婆，婆婆說：「那些養牛的人都不管牛，我們怎麼管得那麼多！」她和伯伯談了一會兒牛的來歷，說那些牛原本就在村裡面，梅窩不種田後被趕上山，現在牠們落山找吃，又被趕。

今天路過伯公橋，見到伯伯，我坐下吃豆腐花。伯伯問我俩去哪兒了？我回答：去和朋友傾談。伯伯問有啥好談？我回答：還不是談牛的事。伯伯說：他曾經用 $180 買過兩條鐵條修理田邊欄杆，都給水牛衝爛了。我問他有沒有見過白銀鄉村民搭的那種欄杆？很堅實，也沒有被牛衝爛。伯伯強調：他們那邊是黃牛，我這邊是水牛。

我說白銀鄉也有水牛。伯伯說他沒見過那邊的欄杆。我說：不如他有空時去看看，若覺得合用，我們可以幫忙。伯伯說不要我們幫忙（他不是第一次這樣講）。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們想為人民服務，可以去幫其他人。」……

靜默一會，我告訴伯伯：「我怕水牛，只敢遠觀，不敢走近。」伯伯說：「水牛和黃牛是不同的，黃牛比較溫順，我趕水牛時牠們會向我發出嘶嘶聲，而且吃菜、踩爛田的多數是水牛，黃牛很少這樣做。」

我問他：如果黃牛再回梅窩，他會接受嗎？他反問我怎樣可以令牠們回來？我說不知道，只是想想而已。伯伯說：「有啥好想喔，我都不種菜了，本來種菜是想有點消遣，誰知道又給牛踩爛。」原來伯伯幾次修理過欄桿，都給水牛撞爛。

又靜默一會，伯伯說：「以前種田時覺得牛很有用，把牠們當成寶，現在覺得牠們沒用，就要趕牠們走，要牠們死。」我說：「那就好像對老人家一樣，老了，沒用了，就不管你們死活。」伯伯說：「但前陣子水牛在貝澳撞傷人呢。」我說：「汽車也每天撞傷人撞死人，卻沒有人要趕走汽車。」

伯伯說：「講不過你。」

我：「那我回家繼續想。」

伯伯：「你去啦，去喜歡牛啦！」

我：「我喜歡牛也喜歡你，可不可以啊？」

伯伯笑：「你去喜歡牛啦！你去喜歡牛啦！」

伯伯，我喜歡看到你的笑容。

與此同時，當年住在梅窩的朋友和錄影力量成員鄭智雄多次去狗嶺涌探望、觀察牛群，兩位鄰居絲棉人、阿當和我俩也不時上山看望牛群。後來牛群離開狗嶺涌在山上遊走，我們每次上山都必須跟隨著牛屎去找尋牠們的蹤跡。短片＜山上牛雄＞記錄了鄭智雄第一次獨自到狗嶺涌的所見所感及其後我們一起追蹤牛群時他反省思考自己與牛的關係。

現在有些梅窩井底蛙小資被動員起來，成為聖西門趕牛上山工作組的成員。在新近發佈的《放牛歸山計劃》，他們煞有介事地宣稱 2006 年被搬到狗嶺涌那群牛「自行走去大澳落地生根」，暗示被趕上山的牛群不會重返梅窩，以此說服公眾（特別是說英文的外籍保育人士），他們這趕牛上山計劃是「多贏」的，然而接下來他們說走去大澳的牛群「只不過將問題推給其他區而已」，卻暴露了他們道貌岸然包裝下，依然把牛群看成是「問題」。

牛來自哪裡、要去什麼地方，並不是重點，一切生命都會本能地尋找最適合自己生活的地方。牛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梅窩目前這種發展為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像整個香港一樣，以資本主義的標準衡量、規訓所有生命。本土派和井底蛙小資不反對資本主義發展，只反對大陸和中共，他們指責發展大嶼山等於把香港利益輸送給大陸，這是轉移視線，因為長久以來榨取香港、大陸和全世界勞動人民血汗的是美帝國主義強力推動的國際金融化（如強積金）和自由市場化。本土派和井底蛙小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本身就成為妨礙香港健康發展的一個問題。

梅窩由 2009 ~ 2012 年開始的新一輪市鎮建設，把先前對國際資本來說無利可圖的鄉鎮空間納入全年無休的全球化利潤生產線，黃牛、水牛和窮人、老人、小孩、病人、殘疾人以及抗拒資本運作的基層藝術家等等，都因此失去一個相對平等地共同存在的暫時空間，要麼被趕走，要麼作為有缺陷的「弱者」被納入資產階級國家體系，被迫接受社工、議員或形形色色「愛心」產業的「科學」照顧和保護，成為新一輪資本增殖的材料。不管聖西門和愛心二犬之間有什麼差異，他們都是這個資本體系的一部分，前陣子梅窩多年耕種維生的老農民祥叔傳來消息，「梅窩牛牛之友」曾經出錢出力為他修補了一段田邊圍欄，「然並卵」。

對本土派和跨國壟斷資本來說，牛是問題、或是資源。對有頭腦和心地善良的人來說，牛既是考驗、也是祝福。

關山月長卷作品《山村躍進圖》（局部），1957年

（註：阮歡撰寫本文大部分文字並編輯全文，土茯苓有份討論）

追尋牛屎的腳步 (2)

可能因為小時候看太多用牛比喻「勤勞」的故事，04 年在梅窩見到黃牛時，我並沒有很大感覺，如果不是牠們接二連三被漁護署捕殺，我大概不會特別關注牠們，因為許多動物植物也同樣面臨生存空間被壓縮以至絕種的危機，牠杝們之中有許多比黃牛更吸引我，例如水牛。

2000 年在梅窩朋友家小住時，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水牛。兩隻水牛在樹頭士多外面的空地輕微追逐，本來就沒多少人的小街更加不見人跡，行人都小心避開牠們。水牛比黃牛高壯，還有一雙又尖又大的彎角，我覺得牠們又美麗又危險。2006 年漁護署把黃牛搬去狗嶺涌之前，貝澳有一頭水牛因為天氣炎熱和環境狹窄而發飈勁撞傷人。稍後歡菌搬到菜園村，那裡出入只有兩呎寬的小路，有些路段兩邊都是高過人頭的圍欄，我常擔心萬一在那些路段與發情追逐的水牛狹路相逢，隨時有可能被撞傷撞死。不過如果那時有人來問我們要不要令水牛從梅窩消失？我還是會說不，因為生命本來就包含死亡，而且牛們除了帶來危險和不便，也給梅窩居民和市區遊客帶來生活趣味和自然學習的機會。

當年梅窩有很多陌生的小生物吸引我，雖然我對黃牛沒有大感覺，但是由於牛媽在漁護署搬牛行動中失足跌死，加上受到喜歡黃牛的鄰居和朋友影響，我還是和海菌去了幾次狗嶺涌探望那群「梅窩」牛。那段期間我做過一個夢，夢見幾頭水牛在一潭水中被幾頭黃牛踩到沒頂。醒來後有點疑惑：水牛比黃牛強壯，怎麼會被黃牛踩低？現在我明白那個夢的意思了：幾年前聽說漁護署出動直昇機捕捉水牛，也有可能是牠們覺得梅窩的環境不好而自行離去，總之現在梅窩完全沒有水牛蹤跡，也沒人走出來說要「保育」水牛。

回到 2006 年 9 月底，牛媽死後隔天，鄰居絲綿人趁休假開車上山探望牛，歡菌也跟著去。因為擔心牛群不適應山上環境，想起那些討厭牛的人說牛吃掉人種的菜，便去街市買了些生菜和紅蘿蔔帶上山。絲綿人還帶去一個他和阿當買的新膠盆，打算給牛做飲水盆。

那天牛群仍留在狗嶺涌營地入口附近。我們把生菜紅蘿蔔餵給牛，但牛對生菜似乎沒興趣。

引水渠有水之處太狹窄，無法用膠盆直接舀水。我們因此從梅窩拾了一批膠樽帶來。大家輪流舀水，裝滿膠盆。

附近有水務署修建的小水池，相信牛群定驚之後，不久就會找到這裡，不用等我們上山才有水飲。

牛媽死後那兩個星期，絲綿人、阿當、鄭智雄、歡菌，還有何詩敏和她當時的情人阿雲，都結伴或各自去狗嶺涌探望牛群。有一晚鄭智雄在他家中大展身手，煮晚飯招呼大家，本想傾談彼此想法，不料卻不歡而散，成為我們和何詩敏的最後晚餐：她一面聲稱自己愛牛，一面卻贊同漁護署給牛絕育，歡菌不同意她，她便指責我們不關心牛。

現在相似的情況再次發生，只換作歡菌批評西門和邦狄不是真正關心牛，因為他們主張趕牛上山，要求政府在山上動工建設阻止黃牛再到梅窩，而不是想辦法讓梅窩居民和遊人有意識作出改變，為了自己和牛（以及其他自然生物）的長遠利益騰出空間。歡菌理解邦狄不願同梅窩居民互動，因為有意見衝突時會對他的工作生活有很切身影響，所以兩年來每次收到邦狄流露對於梅窩牛事苦惱的電郵，我們都絞盡腦汁為他提供各種正面思考，好讓他不做什麼「救牛」行動也不必覺得內疚。現在他終於被動員「起來」「救牛」，我們也只是質疑西門，而希望邦狄看清楚整件事。但是他不斷以「大勢如此、沒辦法」來為西門辯護，明知他們現在做的事情不利於牛，更違反他自己初衷，他也仍然要做下去。

改變初衷不是不可以，問題是思想混亂－－既然大勢如此，你無力抵擋，那便與牛一起承受這大勢吧，說不定牛會給你意料之外的啟發和力量；既然選擇「起來」行動，卻又不斷強調沒辦法，那你豈不是在盲動？連自己在幹什麼都沒想清楚，又如何確定自己是「從牛的需要出發」去做？

同邦狄的對話陷入僵局。我們不覺得自己想的一定對，但我們也想不出自己想的有什麼不對。我找朋友傾談，請他幫忙看看歡菌是否有什麼盲點。剛下班回家、正在吃冷飯剩菜的朋友聽完我介紹完事情經過，提出兩點觀察：邦狄是家長式關心牛，把牛當成不懂事的小孩，而家長通常不能接受別人質疑他們對待小孩的方式。二，邦狄覺得自己站在正義一方同強權作戰，認為我們的質疑是妨礙大局，所以不加理會。

朋友的觀察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同邦狄交往幾年，完全不覺得他有家長心態，雖然現在他的確用「打仗」來形容「救牛」行動，但也沒流露出以正義者自居的姿態。當然我們對邦狄可能認識不深，沒看出他的「真面目」，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是覺得「家長＋正義」用來形容「科學的」西門比較貼切。邦狄把西門視作好朋友，非常信任西門，而西門多年前曾經參選過區議員，還有邦狄的熱血藝術家鄰居是社民連擁躉，也是他多年好友，邦狄也非常信任她。他感受到那種被逼行動的大勢，這些政治人物有份造成，但是一向非政治化的邦狄，卻未必願意政治地看待他這些好朋友和他被動員參加的「本土保育」行動。

剪輯著鄭智雄在 2006 年 9 月底第一次獨自上山觀察牛群時拍攝的錄像，我生平第一次覺得「真實」的黃牛很美麗。那頭黑色公牛，厚實牛皮在陽光下反射出金屬光澤，好像一個活動的雕塑。一次又一次看著公牛吃草的特寫鏡頭，牠眼神的單純令我心痛；還有牠那條肉感的脷，我成世人都不曾如此接近一條活生生的牛脷（也沒吃過牛脷，只吃過牛脷酥）……

我想，看著錄像中的黃牛覺得美麗，除了因為鄭智雄拍攝技術好，也因為他當時沒有抱著人類中心的自大想法去干預牛群。世界在變，梅窩在變，人在變，牛也在變－－從千百年來遭受人類奴役的狀態回復自由和自然，正是這份自由和自然狀態令我覺得牠們美麗。就著這一點，我覺得讓牛群上山是好事，但這卻只是我從人類的眼睛看牠們如此。事實上，正如過去 10 年我們在梅窩三番四次見到那樣，無論如何被趕走，牛群仍然會回到梅窩，即使牠們一直不受某些梅窩人歡迎，如今梅窩的大地盤也令牠們活動範圍縮小，但是牠們仍然不想離開梅窩，喜歡與人混在一起。

既然如此，那些聲稱自己關心牛的人，又怎麼能像討厭牛的人一樣，硬要把牛從梅窩趕走？

追尋牛屎的腳步 (1)

2006 年 9 月 22 日中午，當時住在白銀鄉的歡菌接到鄰居阿當電話，說漁護署正在把梅窩僅剩的十餘頭黃牛趕上車，馬上就要運走。我倆立即拿起攝錄機，來不及穿鞋，套上拖鞋便飛奔到街市外面空地。漁護署的車已開走，幾十個街坊還未散去，阿當、絲棉人、鄭智雄和何詩敏二犬也在其中。多數街坊保持沉默，鄭智雄詢問他們是否知道為何要趕走牛？沒人回答，只有兩個阿伯嘲笑他是傻子。不久阿當打聽到牛車開往狗嶺涌，大家半信半疑，但這是唯一的線索，便立即搭巴士去到石壁，再沿引水道步行 45 分鐘趕到狗嶺涌營地入口，果然在那裡見到兩輛漁護署運牛車。那次搬牛行動令一頭牛媽失足跌死，其餘牛群在山上遊蕩。

海菌自 2000 年搬入梅窩起便常看到自由走動的水牛和黃牛群，數量曾一度超過七十頭。2004 年漁護署先後幾次捉牛殺牛（他們叫作「人道」毀滅），梅窩黃牛數量快速減少。歡菌曾經致電漁護署查詢，得知是因為梅窩鄉事委員會黃姓議員向漁護署投訴牛群滋擾、妨礙居民。我們對此表示異議，並要求漁護署到梅窩舉辦全部居民都可以參加的公聽會，以了解真正的民意，不果。那時我們都以為梅窩從此不會再有黃牛，然而牠們兩年後又出現，也就是 06 年被漁護署搬到狗嶺涌那一群。那次我們又以為牠們是梅窩最後一批黃牛，隨後幾年梅窩也只有水牛在走動，但是大約 2011 年左右，又有十多頭黃牛重返梅窩，沒人認得牠們是否 06 年被搬上山的同一群牛。

從《牛蹤處處》可以看見，2004 年梅窩仍是地產市道意義上的「死城」，居民只有四千餘，除了碼頭和街市範圍，大部分鄉村都不准、不能通車，有足夠的野地讓這些牛群覓食、休息和嬉戲，也有足夠空間讓人牛共處。居民對黃牛群反應不一，有人好奇，有人歡喜，有人厭惡，有人漠然，有人對牠們又愛又恨，也有人根本不覺察牠們的存在。歡菌把牠們看成是梅窩自然風景的一部分，有時會把路上見到的牛屎帶回村中，拌進我們回收廚餘的堆肥堆。

不知是否我們致電漁護署的反對有效，或者是否還有其他梅窩居民也向漁護署表示過反對，06 年漁護署捉牛後不再殺牛，而是把牠們運到狗嶺涌營地的入口，好讓牠們不能再回梅窩。與此同時梅窩開始不斷湧入跨國資產階級家庭，一幢一幢新建村屋甫落成便整幢售出或租出，有人乘機要求開放「緊急車輛通道」給私家車行駛，水牛、黃牛和窮人在梅窩的日子愈來愈難過。2012 年 7 月，搬到龍尾村租住山寮的歡菌收到山下鄰居土茯苓電郵，說梅窩鄉事委員會再次要求漁護署「清理」黃牛，在一些愛護動物組織反對下，漁護署打算在十四頭牛之中保留六頭。經過傳媒報導和那些組織在社交媒體上的動員，當時不少梅窩居民都開始關注這些黃牛去向，據說有二千餘人簽名反對「清理」，何詩敏二犬成立的「梅窩牛牛之友」也於此時打響知名度。

那時我們同何詩敏二犬早已斷絕關係，也知道那些主要由洋人或洋化港人組成的愛護動物團體有份支持搬牛上山，理由是免得黃牛留在梅窩受（野蠻）人滋擾。我不受她們動員，不過土茯苓傳來的消息，還是令我翻出 2006 年漁護署搬牛時我們和鄭智雄拍攝那些原始錄像，剪輯成短片《問世間牛為何物》，並上載網誌傳開，希望可以令更多關心牛的人了解「搬牛」對牛群會造成多大傷害，從而有所警愓。

那次剪輯，是我自 06 年目睹牛媽失足跌落引水渠後第一次重看原始錄像。當年漁護署在梅窩街市外趕牛上車時，我們無從得知其他牛是否有過掙扎反抗，只知道有一隻牛媽特別強悍，成功逃脫漁護署人員圍捕，令他們必須一路追趕到街市範圍外，費了老大的勁才終於把牠捉上車。《問世間牛為何物》開頭，那些牛在攝氏 29 度多氣溫下仍被困車中將近三小時，就是因為漁護署人員要等運送這隻牛媽的第三輛車來到才肯釋放牛們。由於漁護署人員在現場不斷製造「野性的牛隨時發颷、需要高度防範」的氣氛，而我們平時與黃牛又沒有多少相處互動，缺乏認識，所以當時我儘管在理性上知道，若牛真的發颷，也是漁護署的行動所致，但心中的恐懼仍是佔了上風，擔心那些身材高大的公牛在恐懼混亂中誤傷自己或海菌或其他鄰居（排名分次序）。

當兩輛車上的牛被一一拉扯到地下，看著牠們昏沉無力的模樣，同情和憤怒的感覺開始壓倒恐懼。這時我覺察遠處一陣輕微騷動，不經意向那邊一瞥，只見一頭身形碩大的黃牛正向我們這邊發足狂奔。牠距離我們有五、六十呎之遙，但看在我眼中卻彷彿只有五、六呎。我來不及反應，牠便失足跌進引水渠，剎那間我心中竟然鬆一口氣，安全了！

牠就是曾經逃脫漁護署圍捕那頭牛媽，因為牠的強悍，漁護署人員在捕捉牠之後鋸掉牠頭上雙角。不知何故漁護署人員沒有把裝載牠的那輛車開到營地入口這邊才放牠下車，可能因為想免掉被我們質問或拍攝的壓力，就在距離五、六十呎遠那邊把牛媽放下來。牛媽之所以發足狂奔，並非因為牠想攻擊我們這些恐怖的人類，而是因為牠那剛戒奶不久的兒子和牠所屬的牛群全都在這邊！

看著牛媽躺在自己的血泊艱難地呼吸，內疚感無聲噬咬著我。我直覺不信任漁護署那個獸醫，但漁護署基層工作人員安慰我們說牛媽會沒事，我很想相信他們，很希望只是自己出於對動物無知才覺得牛媽危殆、其實牠明天便會生龍活虎又是一條好婆。然而第二天和鄰居們再到狗嶺涌，牛媽已經死了，我忍不住淚如雨下。一位洋人鄰居勸我不必如此，說眼前最需要做的是打電話給食環署來收屍；何詩敏二犬忙著致電傳媒；海菌憤憤不平；其他鄰居大多靜默無言；劫後餘生的牛群散落樹叢深處，彷彿沉浸在哀傷中，不願見到可惡醜陋的兩腳動物。

我以為自己只是一時多愁善感，回到梅窩之後忙著找屋、找工作和搞革命，很快便會把牛媽拋諸腦後。但是我又錯了，下山後我沒有食慾，看著眼前豐富的食物就反胃，只有白粥能夠吃下肚。吃了一個星期白粥，我終於明白為何有人在至親過世後會食齋，不過除了海菌，沒有人明白我的心情。鄭智雄和我傾談過如何運用我們拍攝到這些錄像片段，他提議剪輯成短片，然後聯絡梅窩學校放映，我完全提不起勁。他也沒這樣做，倒是多次上山探望牛群，追蹤牠們遊蕩的足跡，觀察思考，同我們討論，並拍攝更多原始錄像。

2012 年剪輯這短片時，我幾乎由頭哭到尾，早已忘記但仍然埋藏心中的內疚感終於得到釋放和安頓。短片上載發放後不久，歡菌搬離梅窩，然後在新界東的山頭市鎮遇到更多黃牛。2013 年 6 月，我看到新聞說大嶼山塘福有七頭黃牛被私家車撞死撞傷，把這新聞傳給梅窩一些鄰居，阿當和鄭智雄分別回電話和電郵，原來他們相約去了現場。看著鄭智雄的電郵，我想起他 06 年上山探牛、尋牛時拍攝那些原始錄像，很希望他盡快把它們整理剪輯出來，與關心牛、關心梅窩、關心社會健康和（人類）自身命運的人互相交流。

今年初，歡菌和土茯苓收到窩友邦狄的電郵，幫他的好友西門以「梅窩黃牛將被滅絕」來動員我們支持西門成立的「牛牛都哪裡去了？」臉書群組，與何詩敏二犬的「梅窩牛牛之友」爭奪「保育梅窩黃牛」的道德合法性。何詩敏二犬主張在梅窩圈牛而治，西門則高舉「科學本土保育」旗幟，把梅窩碼頭和街市一帶定性為「市區」，以「市區不適合黃牛居住」、「保護黃牛不受傷害」為由，主張把黃牛趕上山，並搬出「以往梅窩農民也定期趕牛上山」的「傳統」來支持他這主張。但是，既然在他心目中梅窩已經大步超前地變成「城市」，訴諸以前農耕鄉村的傳統又有何現實意義？

事實上「傳統」只是供西門利用動員支持者的工具－－以前梅窩村民在農閒季節放牛上山，農忙季節還是需要牛回到梅窩幫忙。現在梅窩已變成小鄉鎮，鄉事委員會、政府和全球化資本發展都覬覦著把梅窩再變成跨國資本都會的後花園，牛、人以至對資本無利可圖的所有生物都要被「清理」。西門心知肚明這一點，他只借助「傳統」趕牛上山，卻不依循同一個「傳統」迎牛下山，而他的長遠打算就是要求政府在山上建立設施，永遠阻止黃牛再回梅窩！

何詩敏二犬和西門，一個說自己愛牛，一個說把牛當朋友，實際上他們的「保育」都是把牛當成自己的寵物、玩具和「科學」宰制的對象。進入「牛牛都哪裡去了？」臉書專頁，處處充斥著以「乖乖」、「符合我們預期」之類字眼形容黃牛的句子－－傳統農民駕馭牛是為了幫自己耕種謀生，現代城市人擺弄牛又所為何事？他們說因為牛受到傷害，但是牛受到傷害的原因是什麼？是愈來愈密集的地產新樓，是愈來愈多、愈來愈快的汽車，是資本全球化、「國際」都會化的霸權發展，以及對這霸權發展沒有批判意識、甚至熱烈擁抱的人。

西門和何詩敏二犬都不願觸及牛群受傷害的根本原因，只是乘著潮流大勢操弄、擺佈牛群，還要道德正義地動員召喚群眾，兩種「保育」都令我噁心。窩友邦狄在梅窩生活工作二十多年，自 2013 年那次看見撞死撞傷七頭牛的新聞之後開始和我們傾談梅窩牛事，他本來只想與牛群一起在梅窩生活，但是經歷了一番思想掙扎，受到西門的感召和熱血好友的支持，現在他也加入了「本土保育」黃牛的行列。

我理解邦狄在梅窩經歷著他不喜歡的轉變，需要採取行動來安頓自己的心。就著這一點我沒有異議，如果他因此而增加與牛互動相處的體驗，對我們也有益。但是邦狄明知西門的主張對牛來說不長遠，也要分享他公開宣稱的所謂「長遠理念」，就令我感覺不爽，決心整理剪輯 06 年那些主要由鄭智雄拍攝的原始錄像並公開分享，讓任何對自己言行負責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參考資料，認真想想自己正在幹什麼、可以幹什麼、又可以選擇不幹什麼－－許多原本同人類共存的生物之所以被滅絕，正正因為太多人出於恐懼、貪慾、自大或懶惰而幹了太多殘忍血腥的事情，又愈來愈多人「進步」到曉得用各種偉大動聽的名堂來裝飾自己，說服別人。

由於 06 年鄭智雄和我們上山探牛、尋牛的行動因那次漁護署搬牛事件而起，我把《問世間牛為何物》略加再次剪輯，放在這裡作為這個系列的開場。剪輯中再次看到牛們被毫無尊嚴地扯耳抓鼻拉尾，再次聽到小牛失去母親後的聲聲悲鳴，忍不住一再流淚。人不應該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動物身上，我是因為承受著人類毫無理由、毫無必要地製造的痛苦而悲傷。片中漁護署高級工人和現在的西門都用「科學」來合理化自己所作所為，但他們的「科學」不是用來抗衡人類自我中心的無限擴張，而是與自私狹隘的行逕合流，為自己謀取有形無形的利益。這種偽科學，還是和崇洋反中的「本土」以及媒體上身的「保育」一起見鬼去吧！

問世間人為何物

土茯苓：

周日一早，在球場運動期間，收到媽的電話。幾十年來一直是《明報》忠實讀者的她說，剛在報上看到一篇「致梅窩村民的情書」，是關於梅窩黃牛的。媽直覺覺得，事情與我有關，便打個電話來，關心一下。

我問她，文章有沒有登出作者的名字。媽說有啊，然後，她慢慢把名字唸了出來：「二～犬～十～一～咪」。我跟媽簡單說了最近發生的梅窩牛事件，我們一班朋友給康文署寫了封聯署信，歡和菌最近又剪輯了一條短片《問世間牛為何物》，紀錄 2006 年漁護署捉牛過程，那次二犬也有一起追蹤漁護署的行動。我說，二犬以前是住梅窩的，但現在已搬走了，她這個時候寫這篇文章，應該都跟這連串事情有關。

和媽掛線後，我到球場旁邊的圖書館，找來《明報》，揭到「星期日生活」的版面（除了「星期日生活」，我想不到《明報》還有哪個版會刊登這樣的文章），很快就找到二犬的文章，因為圖、文佔了足足一個半版面。文章用宏觀的角度交代了梅窩牛的背景，並追溯到梅窩近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和變化，以及外來人口、特別是外籍居民人口的增加，是令致梅窩牛變成一個「問題」的原因。分析寫得不錯，我同意梅窩牛事件的背景梗概大約就是如此，我也希望，有這樣大篇幅的報道在主流傳媒出現，為黃牛說說公道話，可以向欲趕殺黃牛的有勢力人士施加壓力，最終令黃牛不致再次受苦。

看完文章後，竟日令我咀嚼的是這一段：「我們先來探討梅窩剩餘的 14 隻黃牛，牠們過往 20 年間，並沒有傷人紀錄。過去黃牛與人的問題，雞毛蒜皮，只是一些類似牛  A  踏踩了農夫 C 的菜，牛 B 早晨又路過婆婆花園時順便吃掉婆婆的瓜。諸如此類事件，已導致 2005 年黃牛被政府大屠殺。」

其中「雞毛蒜皮」四個字，不斷在我腦裏盤旋。

「雞毛蒜皮」最近在我雷達範圍出現的一次，是歡回應我《十號風球》的文章時用的，她語帶雞骨地說，我那位舊鄰居可能不希望我由早到晚只管跟他說著雞毛蒜皮的村中八卦事，而是希望我講下「社會大事」。

除了有個女住在梅窩的苓媽之外，廣大《明報》讀者會否認為區區一個梅窩的十四隻黃牛是「社會大事」？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想像二犬的文章是由於《問世間牛為何物》才出現的。我看片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影著黃牛的許多個 close-up 鏡頭，聽歡的轉述，這些大多是雄的手筆。即使是「遠景」，遠極也只是包括在場的窩友和漁護署人員，除了最後兩個影向天空的鏡頭（我覺得超「正」）。

可是，二犬要把梅窩牛事件在傳媒中再現，就必須把鏡頭繼續拉遠，而且並非如《問》片般由地面朝向天上仰望，而是調轉角度，從天空向地面俯視。

這個角度，令我想起 Piet Mondrian 的 New York City。想像人不斷不斷升高，由高空俯望紐約市，就只會剩下一個一個的四方框。裏面沒有人，沒有樹，連高樓大廈也沒有，只有一個抽空的概念。

前陣子，也住梅窩的《明報》編輯，通過舊鄰居知道我們因為黃牛的事寫了封信給康文署，想我做個訪問，談談梅窩牛。當時我婉拒了，理由是我口齒不濟，經常說不到心裏想說的話。由於編輯回應的態度誠懇，後來我坦白的對她說，當年搞學運經常接觸傳媒，過程中的反省令我對傳媒訪問很有保留。她也表示理解。

看過二犬的文章後，我可以把想法說得更清楚：我心裏最想說的話，不能用傳媒感興趣、或能夠理解的語言去表達。我知道傳媒想聽什麼，亦有能力說出傳媒感興趣的話，但如果這樣做，我會不喜歡自己。回想二十年前，即將在中大本科畢業，法國一個電子傳媒（好像是電台）想跟我做個訪問，大概是想我談談過去幾年在學運裏的個人體會。跟我接觸的記者聲線很好聽，每次跟他講電話，我都有點「暈浪」。這個訪問，本來已經答應了他。但經過一輪掙扎，臨訪問前一天，我還是坦白告訴他，這個訪問我恕難做了。四年大學裏，我有三年零十個月在學生組織，尤其八九民運的當兒和之後，學生很受傳媒注視。我跟這位聲線迷人的記者說，跟傳媒打交道的經驗，讓我知道什麼話是你們愛聽的。不過，面對離開學運的人生關口，我希望將焦點放回自己身上，而不是對著米高峰說你們感興趣的、而且是關於我自己的話。他也表示理解。

被二犬在文章裏形容為「雞毛蒜皮」的事，是「一些類似牛 A 踏踩了農夫 C 的菜，牛 B 早晨又路過婆婆花園時，順便吃掉婆婆的瓜」，而且「諸如此類事件，已導致 2005 年黃牛被政府大屠殺。」首先，以農民在今時今日的梅窩以至整個香港的地位，我不很相信，政府大屠殺牛隻的原因與牛踩爛農民的菜或吃掉婆婆的瓜有關。牛被宰，倒該與二犬文章裏所說，黃牛或水牛不再符合梅窩發展需要，甚至妨礙梅窩鄉紳發達有直接關係。

第二，農民的菜或婆婆花園的瓜，是他們的生活和生計，甚至可能是他們整個生活和整個生計。二犬可能覺得他們的生活與自己無關，這可以理解，但以一句「雞毛蒜皮」形容，就未免有點粗暴。二犬本年初在舊村住了不足兩個月，就因為和鄰居衝突而要在大年初一報警，最後要匆匆搬回南丫島，我感到事不關己，套用舊鄰居的想法，也想像村裏的人惡極有限，未致於要報警處理吧？但我絕不因此就覺得二犬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搬走，因為事情發生在她身上，由她直接去承受，這就根本沒有「太小」的事情。

我相信二犬如果認識那些種菜的農民或種瓜的婆婆，也許不會覺得那是雞毛蒜皮。之所以有「太小」或「雞毛蒜皮」的感覺，是因為從高空俯視：想像我們拿著攝錄機，從雲端影下來，農民或婆婆個個面目模糊，甚至看不清到底那是人還是什麼。正如  Mondrian 的畫，站在高空的角度，只見全貌，裏面到底有什麼葫蘆，根本不知道。這個角度，是政府官員、高級知識分子、傳媒看世界的角度，他們的論述裏會有「個人」，但這些「個人」，只是構成整體圖畫的必要組成部分，而非有血有肉的人。

我並非覺得制度不重要或沒有問題，而是覺得把力量都集中於（反對）制度是個很大的問題。歡曾經提醒我，愈反對某樣東東，其實愈給予它能量。我認為，現時香港主流社運正出現這個情況。事無大小，我們都把（反對）焦點放到政府和制度身上，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如果大家有勇氣搞革命推翻政府，當作別論），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政府和官僚才能做到的大小事情，愈來愈多，政府和制度的權力也就愈來愈大。還有，我們喊反政府，但政府和制度愈喊愈鞏固，最終會出現多年來我最抗 拒、最反感的態度：犬儒。

舊鄰居說，除卻商賈、高官、大有錢佬之外，個人惡極有限。我曾經反駁說，大惡也需要有小惡和中惡，才可以這樣惡。現在我想到的是，反轉銅板，這種「個人惡極有限」的說法的另一面是輕視個人，意味著除卻商賈、高官、明星和大有錢佬之外，個人力量不足掛齒。舊鄰居以「庶民無罪」來表達，固然體現了士大夫憂國憂民的胸襟和氣量，但「庶民」的概念本身就很有等級之分：「庶民無罪」也就是不與小民一般見識，不與小民為伍，我有我繼續大事大非。

在我看來，不觸及個人、單把問題歸咎於制度，是把個人力量繳械，是對個人的dis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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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在這裡講及的「個人」，對我來說，既是在大人物眼中認為雞毛蒜皮、沒有社會身分和地位在背後支撐的小人物，更是有意識地「去媒體上身」、突破傳媒框框獨立思考、在傳媒之外以自己聲音發言的獨立個體。

自從梅窩村民不再以農耕維生後，原本為人提供服務的黃牛便獲得自由，在梅窩各條村莊漫遊。2004 年梅窩自由牛的數量據說大約有七十多頭，經漁護署人員與鄉事委員會多次捉牛殺牛行動後，餘下十多頭牛繼續在梅窩生活，有村民說牠們是原本那些牛群的後代，有人說牠們是從水口、塘福等地經山上移民入村的 「新」牛。總之，由 2006 年初開始，牠們喜歡每日近黃昏時來到街市外面的草地聚集過夜，而我和朋友們也在不同時候開始留意牠們。

2006 年 9 月 15 日午夜，村民鄭智雄在放工回家途中，在郵局附近遇見一頭被汽車撞傷的黃牛。由於另一個居民較早前報了警，當時已經有兩名警察到場。雄出於好奇和同情，在現場陪伴受傷黃牛三小時，直到漁護署人員於凌晨三點抵達現場，將黃牛拉扯上車，運往上水狗房接受專業治療。

任職攝影師的鄭智雄用錄像機拍下了整個過程，並放給菌和我看，這片段在我們之間引起一番討論，向自己提出了許多問題：

人類在搬運貴重物件時尚且會「小心輕放」，黃牛被搬上車時所遭受的對待，卻竟連死物也不如，我們是否相信專家最終會給予黃牛所需的醫治，而將牠在這過程中引致的痛苦視為無奈？

那頭黃牛在馬路受傷後自己走到郵局外面那小片草地卧坐下來，那是否意味著黃牛（和許多動物一樣）在某程度上有自我療傷的能力，因此牠被漁護署人員引致的痛苦其實是沒有必要且可以避免？

在陪伴黃牛的三個小時裡，雄觀察到，雖然馬路上不時有汽車經過，牠都一直表現平靜，但是一聽到漁護署汽車的聲音便立即焦慮不安。不管牠是擁有驚人的直覺，還是牠以往曾經領教過漁護署專家的厲害，對於即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牠是否有預感？

漁護署的程序是，黃牛一旦被送到上水狗房，除非有人領養，否則牠就不能返回梅窩。那頭黃牛是梅窩黃牛群的一分子，我們有權以「為左佢好」的名義把牠與同伴拆散嗎？即使在最壞情況下，牠也許受到致命傷而最後死亡，那麼，被強行運到陌生環境、在驚嚇和孤獨之中死去，與置身同伴之中、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死去，哪一種死法對牠來說更加好？

人道主義是以人為中心來思考的意識形態，我們並不認同。但是，我們不是牛，對牛了解也不多。那次討論的結論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做才對牛更好，但是如果一廂情願地把自己作為人的想像和慾望－－正義感也是一種慾望－－投射到牛身上，同樣是對牛的不敬和自我膨脹的虛榮，因此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對牛多作觀察了解，減少自以為是的程度。

一個星期後，鄰居阿當傳來消息：漁護署正在市鎮廣場捉牛。當我們匆匆趕到現場，所有牛都已被捉上車，只有一隻最強悍的牛媽逃脫，部分漁護署人員正緊追不捨。現場大約有幾十名居民圍觀，有居民指責牛群佔據了他本來打木球的草地（在牛群出現之前，我們極少見到有人在草地打球），有清潔工控訴牛屎增加了她的工作量（但就不控訴居民經常丟棄的大件垃圾需要她搬抬托走），也有人說，牛群吃掉了阿婆種的菜，阿婆哭著要區議員黃福根幫她解決問題，否則她會上吊（2004 年我聽過有阿婆向著路邊的牛惡狠狠地說：劏左你來食！）。阿當用身體擋在漁護署汽車前，要求告知牛群將被運往何處，受到四週居民的嘲笑。

經過一番巴士追趕和多方搜集資料，阿當、阿當的老公、二犬、菌、雄和我在狗嶺涌營地入口找到兩輛運牛車和漁護署人員，了解到這次行動是鄉事委員會、保育團體和漁護署三方會議的決定，鄉事委員會的理由是「黃牛滋擾居民」，保育團體的理由是「梅窩不適合黃牛居住」，漁護署則聲稱他們接到投訴才「做野」，但對於村民喜歡、希望黃牛留在梅窩的聲音，他們就當作沒聽到。我和雄各自拍攝下整個趕牛過程，六年後的今天，終於把錄像片段剪輯成紀錄短片《問世間牛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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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苓轉述二犬在《明報》那篇文章的標題「給梅窩村民的情書」，我的即時反應是「她自己不是村民嗎？」雖然現在二犬已經在南丫島安家，但是她曾經在梅窩生活過一段長時間，苓提到二犬與舊村村民衝突，也才只是半年前的事而已。不過看下去我就明白，正如苓的分析所說：二犬是否住在梅窩並非重點，二犬的社會身分不是村民，社會地位比村民更高，才是重點。

文章名為「給梅窩村民的情書」，但是我感覺不到有「情」，只看到教化，既然二犬是站得更高的一方，那麼村民自然是應該接受她教化的另一方。孟子云：「人之患好為人師」，說的就是「一個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在於自以為是，喜歡做別人老師」。二犬把有病當作有情，大概病情非淺。她自己感覺良好，也不乏大把粉絲拜倒石榴裙下，但是梅窩四千餘居民中，卻不知有多少人自認是「村民」，更不知有多少村民願意領受她這份居高臨下的「情」。

在 2006 年那次黃牛事件之前，我不認識二犬；那次黃牛事件之後，我不可能認識二犬，因為二犬 200%  媒體上身。我寫上一篇文章時曾經大段引述過那本書《媒體上身：媒體如何改變你的世界與生活方式》，開門見山就說媒體上身的人都是方法演技的行家，「所有的感情，無論多深刻、多細微，都已變成方法演技的資源」。什麼意思？作者舉例說：

假設你喜歡動物，你是真的喜歡，不是假裝喜歡，但你被媒體上身得如此徹底、如此像直覺反射，你會不由自主地透過各種表演過日子。基於你喜歡動物的事實，你會把自己視為一個「喜歡動物的人」，或是「對動物很有一套的人」更好。這表示當你初次登門拜訪某個人家，當那戶人家養的貓拱著背脊、搖著尾巴悄悄走進來，你會脫口說出一堆陳腔濫調、做出一些老套行為，顯示你是那種跟動物特別親近的人，而這個形象本身就述說了你多麼真性情、多有赤子之心。

諸如此類，請自己舉一反三。

還記得那個在媒體上身世界得到成功的秘密要訣嗎？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變成緊急事件」。2006 年，在黃牛被趕到狗嶺涌之後一個星期，二犬製作了一批相片，以跌下水渠的牛媽為主角，加上一些《蘋果日報》頭條標題式的句子，呼籲我們幾位朋友和她們一起在梅窩四處張貼。我們對她這種做法有所保留，試圖與她溝通清楚彼此在經歷這次黃牛事件時帶著的感覺、想法和慾望，她和她的朋友說：現在要同「他們」鬥快，所以要盡快行動，大家需要知道真相，如果我們不和她們一起行動，就是不關心牛的死活。

大家需要知道什麼真相？不就是傳媒認為大家需要知道的真相嘛，不然《明報》為什麼願意給二犬一個全版另加一個半版的篇幅。至於其他真相，或者「真相」的真相，傳媒認為大家不需要知道，二犬也不認為大家需要知道──六年前那天晚上，我為了與她們溝通、也為了陪伴阿當和阿當的老公而參加她們的梅窩貼單張行動，我問二犬為什麼要用控訴所有梅窩村民的方式去「揭露」真相？她回答：「我現在只想著牛，沒有想自己。」

也許有人覺得二犬很無私、很偉大，但我就覺得很恐怖：沒有想自己？那麼她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牛」對她來說是什麼東西？對她有什麼意義？那些意義是如何產生出來？她只想著牛，是因為她對牛有很深厚的感情？與牛發生過很深刻的經歷？還是因為牛──尤其是「被迫害的牛」給她靈感和刺激，增強她的權力（empowered），讓她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批判、指控所有梅窩村民，以此成就她那「熱愛動物」、「無私關心牛」的自我形象？

這些問題不單只向二犬發問，同時也向自己發問。我們沒有在黃牛事件後立即把拍攝到的錄像剪輯成紀錄片放映，正因為我們需要回答這些問題，也需要開拓重視這些真相的空間。當時我以為藝術資助可以幫助開拓這空間，所以和朋友們一起爭取錄映力量的支持，成功之後才發覺，藝術發展局原來也是 200% 媒體上身，藝術資助帶給錄映力量資源，同時也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問題需要解決。不過這些年的時間和力氣並沒有白費。2006 年我和雄拍攝黃牛被趕走，是我進入錄映力量核心做搞手之前，現在菌和我剪輯完成《問世間牛為何物》，則是在錄映力量解散有限公司之後，是巧合還是冥冥中自有深意？菌和我再三反芻，回味不已。

六年前我們有意識地拒絕把「黃牛被趕走」變成傳媒導向的社會議題，從而開始探索自己與牛、自己與其他村民的關係，菌前陣子寫給雄的電郵，更進一步提出「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個大課題：

黃牛，這麼純良、自在又慢活的生物，連屎都有用，牠們同人類生活很有關連，要講「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牛就最適合。其實唔只牛，仲有其他牲口家禽／動物也一樣。香港的大都會發展，硬係要將豬牛羊雞鵝鴨這些比較可以與人一起生活的動物趕絕，走地雞和蛋已經冇架啦，現在連鍾意在這裡生活、在這裡四圍行、又不是有瘋牛症的一小堆牛也容不下。

牛因為身型龐大而俾我們看見牠們被趕盡殺絕，仲有許多身型細小、我們不易睇到的生物，同樣因為大都會發展而失去生存空間。這種「不能直接利用就被鏟除」的短視功利價值觀，其實對人類也是一樣的，一個容不下黃牛的地方，也不會容得下窮人、病人、老人、鄉下人、弱智人、弱能人、弱聽人、弱視人、怪人、傻人、藝術人、手作人、哲學人、修行人、淡泊的人、自愛的人、愛人的人……

我愛貓、狗、牛、蛙、蛇、鳥、蜘蛛……什麼都好，除左愛牠們個樣，就是愛牠們本性流露的性格與生活方式，牠們這麼在我身邊存在，我就這麼地欣賞牠們，如果身邊冇晒呢啲生物，剩得嗰 d 本性虛假自私、對人對己都掩藏不露工心計既人類四圍行，咁就算生活變得更現代化、更發達，對我來講都冇意思。

問世間牛為何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每個回答都是一個真相，而每個真相，都直接連繫著你我生而為人有何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