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手作 · 錄影力量

敲打七千洞過洞

《窩心日子》是菌和我的個人創作,也是錄映力量的社會創作。

三年前我們決定錄映力量停止申請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時,菌開始創作為期一年的相片+文字日記網誌《眾茵相》,在免費網上平台發表。

兩年前我們為了節省租金開支、增加生活體驗,搬到山上住寮屋,茵繼續上載《眾茵相》,並打算把網誌變成實體書,贈送給梅窩村民,回饋社區。

去年我把《眾茵相》編輯成《窩心日子》,尋找適合的數碼印刷公司印刷內頁,菌為每個收書人度身訂造獨特封面,以線裝形式裝訂。期間因為山寮屋主在金錢上對我倆需索無度,梅窩租金又全面劇升,我們搬回阿媽的新市鎮公屋。

46 本《窩心日子》在此動蕩中完成,迄今為止送出 43 本。

一些小統計:

24 本給梅窩村民朋友,8 本給茵和我的家人,其餘給梅窩以外的朋友;

18 本送給被拍攝進《眾茵相》的人,其中 5 位不識字,3 位是和我們有感情的動物(由牠們的人類家人代收);

收書人之中,同性戀者 1 位,單身獨居者 7 位,沒有子女的夫婦或情侶 10 對,有子女或父母的家庭 23 個;

收書人之中,5 位農民(傳統農夫和有機耕種農婦),9 位梅窩小店舖和小菜檔的小老闆,15 位文化藝術人,21 位基層工人(藍領和白領),12 位受過「高等」教育者(大學學士、碩士和博士),8 位中產階級和小資人士;

收書人之中,年齡最大的 70 ~ 80 歲,有 6 位;年齡最小的 2 ~ 15 歲,有 9 位;其餘收書人分布在 30 歲、40 歲、50 歲和 60 歲年齡層,唯獨沒有 16 ~ 29 歲;

一位在梅窩出生、長大、生活、工作的街市果販拒絕接受贈書,她說她媽媽教導她要與人保持距離;豆花伯莫球滿兩年前去世了,原本準備送給他那一本,現在留給我們自己做紀念。

由於沒有收入,我們曾經考慮過售賣《窩心日子》;最後否決這想法,因為單是印刷費和材料費,每本書的成本已經三百多元,即使只賣這個價錢,基層讀者也不會買得起。

我們也曾考慮過選用最便宜的材料和印刷方法,以減輕成本。既然基層是我們的首選讀者,其中有一些不識字或沒有看書習慣的人,送一本製作精美的手造書給他們,他們會欣賞嗎?會不會覺得這份禮物太重了?最後也否決了這考慮:正正因為是基層,我們才要送這份珍貴禮物給他們。書裡面有他們的身影,有他們的故事,他們收到書,手上也捧著我們的心意。單單為了節省成本而在製作上打折扣,等於暗示他們和我們都沒有價值。

而且,菌根據我們對每一個收書人的了解和感覺,逐本逐本設計、製作封面和裝訂全書,這是她與書本物料相當親密的勞動過程。46 本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希望她做得開心,既然我們不是窮到無飯開,就沒必要為節省成本而選擇最便宜的物料。當然我們也會「睇餸食飯」,不會考慮太昂貴的選擇。

很幸運,我們在網上找到一間由基層年輕人經營的數碼印刷公司,經過一番溝通和試印,他幫我們找到合適的紙張,我們非常喜歡和滿意最後的成品。

我們考慮贈書對象的優先次序:

首先送給與我們創作、工作和生活有交集、被拍攝進書中的基層勞動人民,共12人(不計已過世的莫球滿);

第二送給與我們創作、工作和生活有交集、沒被拍攝進書中的基層勞動人民,共6人;

第三送給與我們有交流的梅窩小商舖自僱者,共7人;

第四送給曾經支持和一直支持我們創作、工作和生活的小資和中產友好,共7人;

第五送給梅窩的藝術家和市區的藝術愛好者,共8人;

第六送給在我們人生中有特別意義、但又不了解或不認同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共16人。

關於裝訂的小統計:46本《窩心日子》連同試做的3個樣本,總共 49 本,每本書有 5 個穿線孔,封面和封底敲打10下,書扉頁的牛油紙敲打5下,書本內頁每15張一組,起初每個孔敲打2下,即每組共敲打10下;隨著打孔鑿愈來愈鈍,每組敲打次數漸漸上升至15下、20下,到第38本開始,每組需要敲打25~30下才完全穿透15張書頁;最後2本由於菌想嘗試新的穿線花樣,因此而敲打了1,300多下。合計起來,單是穿鑿裝訂孔,菌就做了7,208下敲打動作。

43 本送出的書之中,有 9 本通過郵局寄出或托家人轉遞,其餘都是當面贈送。

我們通常會準備好自己心情,或者待自己狀態比較好,才進行送書這個動作。

送書時我們一般會請收書人和我們合照留念。有些人認為自己的模樣不上鏡,不願意合照,我們也不勉強。願意合照的人之中,有人覺得把合照在《零時光》發表是榮幸,也有人在拍照時表明不想公開,我們便不在這裡發表他們的相片。

有時我們太投入與收書人傾談,忘記了提出合照的請求,或者送書時對方正在忙碌中,而我們又因搬離梅窩在即,無法另找時間合照。兩個月前我邀請其中部分人拍攝相片表達這本書到了他們手裡,然後寄回給我們留念,並在這裡發表,迄今我們收到兩張照片。

有使用電腦的收書人,我們用電郵把合照寄回給他們;沒有用電腦或沒有電郵帳戶的收書人,我們把合照打印出來,送回給他們。

創作《眾茵相》和《窩心日子》這三年,我們的全部開支如下(+ – 500元):

2010 年 6 月 1 日 ~ 2011 年 5 月 31 日,總支出 112,554,減去捐款給該年度錄映力量有限公司商業登記費及核數費 6,000,該年度基本生活開支為 106,554。

2011 年 6 月 1 日 ~ 2012 年 5 月 31 日,總支出 73,650,減去捐款給錄映力量清盤有限公司 5,000 ,該年度基本生活開支為 68,650。

2012 年 6 月 1 日 ~ 2013 年 5 月 31 日,總支出 67,024,減去《窩心日子》印刷及物料費 13,425,再減去搬屋及公屋修葺髹油開支 3,292,該年度基本生活開支為 50,307。

這裡所說的基本生活開支,包括了租金、水、電、石油氣、飲食、通訊、交通、娛樂、健康和學習等方面的支出(其中部分內容記錄在《眾茵相》,《窩心日子》由於篇幅限制而刪除了部分文字)。

創作和工作用的電腦及數碼相機,於四、五年前購買,當時支出總共 15,000。

三年的基本生活開支之中,第一年的住屋開支最高,包括了錄映力量工作室月租 38,000(10 個月),山寮租金 3,000(3 個月),按金 2,000(2 個月),以及搬上山寮前,按屋主要求支付給屋主 6,500,作為拉電線、清理雜物垃圾和入夥酒費用。

該年住屋開支共計 49,500。

第二年的住屋開支共計 13,950,其中包括山寮 12 個月租金和 15 個月電費。

我們的用電水平低於政府津貼,本來無需交電費,但屋主強行要求我們每月交 130 元電費,所以把電費也計入住屋開支內,而 15 個月電費中包括了上一年度的 3 個月,因屋主半年收一次電費。

第三年,山寮最後兩個月以按金抵租金,我們並拒交最後兩個月電費,加上搬回公屋後只需要交管理費,所以住屋開支很低,全年共計 5,602。

減去住屋開支後,我們三年來的各項日常生活開支大致相似:

第一年 106,554 - 49,500 = 57,054,平均每月 4,754。

第二年 68,646 - 13,950 = 54,696,平均每月 4,558。

第三年 50,306 - 5,602 = 44,704,平均每月 3,725。

第三年的日常生活開支比前兩年減少,主要因為新市鎮這裡的食店又貴又難吃,街市則比梅窩方便、較便宜也多選擇,此消彼長,我們變得極少外食。

熟悉我們的村民或《零時光》的讀者都知道,錄映力量工作室旁邊有一片屬於小獅子爸爸的丁屋地。十年前菌和我得到小獅子爸爸同意後,在那裡除草,搬走石頭,清理垃圾,回收廚餘堆肥改善土質,自學有機種植。我們接手運作錄映力量後,菌把這片地發展成向村民和路人開放的村口花園,《眾茵相》和《窩心日子》裡面許多相片都來自這個小花園。

2009年藝術發展局把我們的「一年發展資助」從之前的三十餘萬減至十六萬餘,錄映力量只剩下菌和我在運作。如果要保住資助和「錄影力量」這招牌,我們必須把全部精力用來應付異化的「藝術」工作、加入消費與被消費的「社會」,這樣的話,菌耕耘得剛有點眉目的村口花園便將無以為繼。

從我倆2004年向錄映力量提出爭取藝術生活基本資助至今,我先後向十餘位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基層談論過這個理想,也邀請其中七、八位基層不同程度地參與。所有基層都被鼓勵學習錄像創作,也被鼓勵追隨自己內心最有感覺的方向、以自己最擅長或最有興趣的媒介表達自己。經過幾年,在最後勇於嘗試藝術生活基本資助的三、四位新成員之中,只有菌自發創造的村口花園與社區藝術最相關。

停止申請資助,我們固然也保不住村口花園,但是我們可以用節省下來的精力和積蓄,爭取在剩餘的時間裡轉化它。

菌不是唯一有興趣學習錄像創作的成員,但卻是唯一一個能夠完成錄像習作、在錄像中融入她原本喜歡的美術元素、以創作表達自己並與社區生活對話。她創作的短片《綠地行緣》(2007年)、《給妳一點顏色》(2010年)和《放鼠歸山》(2012年),全都貫徹著這種特色。

不過,相比起電腦的虛擬現實,菌更喜歡以真材實料創作,讓身體與自然和物質直接互動,所以她花了許多時間和心思耕耘村口花園。雖然創作「眾茵相」時菌仍然需要用電腦整理、選擇相片、輸入文字和上載網誌,但比起以錄像拍攝和剪輯相同的內容,她需要使用電腦的時間大幅減少了。

沒有資助,便沒有資源搞社區放映,即使搞得成,也要抵抗被消費。

2010年底,菌和我為了幫豆花伯增加收入,在他的小檔口試驗售賣《山水阿伯姊妹花》光碟,一位長期光顧阿伯的洋人鄰居買回光碟後,在沙灘旁的洋人燒烤餐廳搞了一次洋人放映,並邀請豆花伯和我們出席。雖然放映後的傾談很熱烈,傾談結束時豆花伯也得到在場所有人的熱烈鼓掌支持,但現場還是無可避免地流露出消費感,那是對「綠色生活」和「民俗特色」的雙重消費。一位在餐廳工作的洋人(老闆?)高興地向菌和我讚揚《山水阿伯姊妹花》是「好娛樂」,就是這種消費心態的代表聲音。

2008 年在藝術資助支持下,我們在佛教徒朋友租住的菜園村果園搞過一次「戶外放映暨生活體驗」。原本設想是,通過兩日一夜在果園的群體生活,例如分工合作煮飯、一起分享食物、個人自發地在果園內與環境互動等過程,連同果園及工作室兩次放映,為市區和梅窩的參加者提供一個基礎,交流和探討「如何才算是好生活」的感覺和想法。

結果,活動完結之前,在二十多位參加者出席、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討論中,內容卻完全沒有觸及「美好生活」,而是圍繞著「什麼是藝術」,準確點說,是圍繞著個別觀眾批評我們的紀錄片「個人化」和「差勁藝術」而打轉。批評我們不是問題,問題是這討論由兩、三位市區來的參加者,即由一位跨國流動的東歐洋人、一位前香港電台著名導演和一位主要目的是訪問「鄭智雄」的媒體藝術工作者引發並主導。雖說爭論的內容有意思,不少參加者也覺得從整個活動有收穫,但對我來說,那次活動的感覺像一項蚊型「盛事」,多於生活體驗和交流。

隨著愈來愈多跨國資產階級家庭和本地高級文化傭工搬進梅窩,社區放映被變成消費「社區生活」的機會也愈來愈大。

如果我們在沒有資助後選擇用錄像繼續進行社區創作,完成作品之後,便只能燒錄光碟與村民分享,村民必須通過影碟機和電視機或通過電腦,才能看到作品內容。這樣做既失去人與人層面的互動,身體和物質的創造性關係也再次被化約為消費關係:影碟機、電視機和電腦都是為了滿足慾望而購買的商品,單純使用它們播放影碟,無論如何也說不上有什麼創造性關係。即使菌發揮她的拿手好戲,在光碟包裝上「整色整水」加強美感,這種物質性也只屬枝節,甚至是浪費。

把實體的村口花園轉化為虛擬的「眾茵相」,把虛擬的「眾茵相」轉化為實體的《窩心日子》,我們繼續涵蓋身體、物質、思想和視覺四個層面的創造性關係:人人都可以直接拿起書本,翻看書中內容。像祥叔、月好嬸、范秀珍、木根、波叔和豆花伯(如果他未過世的話)這些人,不識字,也可以看書中相片,可以從新鮮的角度欣賞他們自己和熟悉的事物,更可以掂量他們身在其中這本書的重量,可以撫摸封面封底紙張的粗糙、內頁的光滑以及扉頁牛油紙的輕柔,還有棉繩或麻繩緊束整本書的力度。

基層熟悉身體與物質的互動,但是與一本製作精美的書如此關係親密,恐怕還是他們此生中的第一次。此所以,每一位收到書的基層都由衷感到榮幸和高興,而我們也因此而由衷感到榮幸和快樂。

兩件小趣事。

碼頭冬菇亭順興大牌檔,是菌和我多年幫襯的飯堂。某晚我們和朋友去吃飯,炎炎盛夏,怕熱的菌看見大廚華在高溫火爐前炒箇不停,很有感覺,本來想走近他身邊為他拍照,但以往經驗所得,每當相機或攝錄機舉起至被拍者視線範圍之內時,被拍者便會從本來正在進行的各種動作中「清醒」過來,原本極具吸引力的自然流露狀態變得不再自然。於是菌坐在飯桌前遠攝他起勁炒菜的背影,並選擇這相片作為當天的「眾茵相」。

此事我們一直忍住沒有告訴大廚華,也不確定他會否想要書。因為曾經聽見順興老闆娘阿英叫他不要沉迷賭馬,我們擔心他賭仔迷信,嫌《窩心日子》「輸輸」聲。

菌、我和苓特意找一個食客不多的晚上去順興吃飯,事先講好,如果大廚華不要,我們便改為送給老闆娘阿英。飯後,等到大廚華比較不忙碌時,我從布袋中拿出以他的相片「火紅火綠」做封面那本《窩心日子》,走到他附近,才一伸手遞出書,還未開口,他就立即放下鑊鏟,脫下黑色橡膠手套,「衝」過來一手接過書。我們說:「還以為你不想要『輸』哩。」他綻開笑臉說:「要呀!要呀!怎麼不要!我會睇書架,平時見到有適合的食譜,仲會做剪報!」

哈,難怪他炒的小菜如此美味,長年保持水準。

過了十天八天,菌和我帶了另一本《窩心日子》去順興,打算送給阿英。多年光顧,彼此已經相熟,食客不多時她會同我們聊聊天,有時食客太多,她會不客氣地叫我們光顧別家,以免等得太久,因為試過等了一個多小時才有得吃;與此同時她也會照顧我們這些熟客:經濟客飯套餐一小菜、兩碗飯加例湯,十多年來只是由28元加到38元。我們在節假日(食客不太擠湧)時光顧,她也會如常給我們落單造經濟客飯,而生客便沒有這個優待。

那天吃罷飯,我們正在觀察她的忙碌程度和狀態,阿英走過來坐在鄰檯,笑咪咪地說:她已經看過大廚華那本《窩心日子》了,好靚,我們造一本這樣的書,很有心思……我趁機問她會否想要一本?她雙眼放光地回答:「還有得送嗎?想啊!」

我們高興地把書交到她手上,菌向她解釋:「這一本的封面是碼頭海傍小路,我們選擇這相片,因為你每天早上開檔和夜晚回家,都在這小路上行走,我們猜想你會喜歡這個景色。」她點點頭,專心翻看書頁,過了一會兒,說:「做這食店忙了十多年,很久沒有靜下心來好好欣賞這裡了。」

梅窩像一塊肥沃土地,讓菌和我爭取藝術資助支持基層創作、發展鄉村藝術生活這使命的種子發芽,生長,開花,結果。

註,本文部分內容菌有份撰寫。

環保手作 · 錄影力量

紀念豆花伯橫額

在梅窩樹頭下擺檔賣自製山水豆腐花的莫球滿伯伯去世了,歡和我多年來是伯伯的豆腐花粉絲,得到錄像藝術的創作資助後,在社區紥根工作,拍攝了豆花伯的紀錄片,彼此成為朋友。知道他死訊後,我們決定製作一幅橫額向伯伯致敬,並讓一些平日光顧豆花伯、關心他去向的市區粉絲或村民得知伯伯死訊。

橫額放於戶外,首要注意防水。家中有一捲以前用來做手工的膠料,收藏超過十年,正好派上用場。

伯伯去世前不久,也是他粉絲的土茯苓邀請他去中文大學參加我們拍攝他的紀錄片放映,我在現場為他拍攝了一張數碼大頭照。歡和我覺得這張相片適合放在橫額,特意出城把它沖印成實體。

歡、我和苓一起擬定橫額上的文字,列印後連同相片一起拿去梅窩碼頭文具店過膠。 

山寮室內空間狹小,無法施展,我用舊鄰居丟棄、被我拾來放在家門前阻擋老鼠和蛇入屋木板搭起一張簡陋工作檯。

用錐分別在膠料和照片上穿洞,用鐵線將兩者扣連起來,鐵線末端收在膠料背後。

為了膠料將來可以循環再用,不想在膠料上穿太多洞,便用另一個方法固定文字部份:將小銅線穿過膠料和文字後,在線的兩端各繞一個小圓圈。

與滿天星膠花的巧遇是天意!話說先前在碼頭文具店等待過膠機熱身的時候,我在店舖後面一個凌亂的角落發現兩小束滿天星膠花,靈光一閃!不如……

用錐在花莖兩旁各穿一個洞,鐵線跨過花莖將之索實,末端收在後面。

工作中,歡不時送上清茶、涼扇和蚊香,包辦了兩餐煮飯及洗碗。

在膠料上標記膠碗的位置。膠碗和膠羹都是伯伯平時開檔給客人吃豆花用的,從他生前居住和製作豆腐花的鐵皮屋拿回來。

在膠碗內鑽兩個孔,將鐵線屈成 U 形,穿過碗和膠料,鐵線末端收在後面;膠羹則用熱熔膠黏牢在碗內。

製作皮革用品的圓洞鑿,在橫額四邊適當的距離下打洞。

套上羊眼圈,留待稍後掛橫額。

從早上一直工作至深夜。

滿碗豆花滿天星,祝伯伯安息。

橫額掛在伯伯生前經常擺檔的地點。由於對面小食店玻璃屋的老闆嫌不吉利,我們也擔心鐵絲網內的屋主可能因此而丟掉橫額,稍後便把橫額移到伯伯生前擺檔的另一個地點。

橫額在這裡掛出幾天後,旁邊出現另一幀其他村民掛出來的照片,是伯伯生前接受雜誌訪問所攝。

膠料、膠花、膠碗、膠羹,來歷各不相關,與伯伯的照片放在一起,灰綠調的顏色卻很協調,沒有常見那種黑白色的沉重,表達出我們對伯伯的懷念。

錄影力量 · 我鄉

8月20日這天

大約一個月前,菌和我知道伯伯死訊後,從樹頭步行回山寮的漫長路途中,不時遇到鄰居和熟人,他們和平時沒有分別,但我卻覺得世界變了樣。我倆與苓去伯伯家門前拜祭,去瑪嘉烈醫院參加他家人搞的簡單葬禮,再去伯伯家領回嬸嬸給的豆腐花木桶,我剪輯《活在我心中》上載網絡;某天下午,菌和我在嶼聯士多,與印尼妹妹從伯伯去世傾談到她自己在梅窩工作了九年;某個週末,我俩和苓在士多與王明叔叔從伯伯去世傾到叔叔自己家人和見鬼的經驗;在街市遇到伯伯生前老友波叔,他主動詢問我們伯伯的孫子有沒有去葬禮;苓並告知我們,她在街上聽到兩個我們不認識的婆婆在談論伯伯……

當初那種斷裂的感覺漸漸得到縫合。上星期,伯伯的鄰居美寶打來電話,說梅窩也許還有人未知道伯伯的死訊,我們談及製作一張簡單「告示」發放資訊。

「告示」是美寶的說法,她打算在一張 A4 大小的紙上簡單寫些文字。我想把伯伯的照片放上去,她提醒我們不要弄得伯伯像個通緝犯的模樣……菌加入傾談,提醒這「告示」必須防雨水,阿伯的照片和文字都要過膠,她接著想到要有東西承托照片和文字,而家中有一卷收藏超過十年的膠料,正好作此用途……美寶說她沒辦法製作一張橫額……菌腦海中原本垂直方向的 A4 紙應聲變成一張水平方向的橫額。這樣一來,伯伯照片和文字兩旁便會有多餘空間,放一些裝飾性的東西也許是個好主意,例如幾朵花……

我俩決定製作一幅橫額,既告知伯伯粉絲,也表達我們對伯伯的悼念。我們選擇伯伯不久前接受苓邀請去中大出席放映活動時那張照片,是菌的精心傑作,還未來得及打印出來送給伯伯,他就去世了。打印相片要出城,自從搬到山寮後,因為路途遙遠,我俩每次出城都很費勁,通常要心理準備幾天才成行,但這次我們翌日就動身,印好相片回來,當晚我和苓在電話一起決定文字內容,翌日和菌把列印好的文字及伯伯照片拿去碼頭軟硬店過膠。老闆娘還未知道伯伯已去世,大家從伯伯傾到老闆娘的家人,再傾到安樂死……等待過膠機熱身的時候,菌在店舖後面角落的雜物堆發現一些膠花,我一眼看上其中兩枝滿天星,是最後的存貨了,菌也覺得很適合。然後我倆再到伯伯生前居住的鐵皮屋拿取他平時開檔給客人吃豆花的膠碗和膠羹--決定製作橫額當晚,茵進入夢鄉前,想到可以用這兩件東西代表伯伯的豆腐花。伯伯家的大門和他生前一樣沒有上鎖,我們向伯伯打聲招呼,輕手輕腳進門,給伯伯上過香,很快就找到我們需要的道具。

萬事俱備。8月20日,菌一大早就在地台用屋主的板凳架起一張臨時工作檯,開動工作。我全天為菌服務,沖茶遞水,煮三餐,洗碗,點蚊香,搖葵扇……讓她可以集中精神在思考和執行,同時滿足身體基本需要。

菌直到晚上 11 點 45 分才完工。翌日星期天,早上 7 點 10 分我們便到樹頭下伯伯生前擺檔的位置掛橫額。我倆心情有點忐忑,不知道人們有什麼反應,也不知道鐵絲網所屬的屋主是否願意讓伯伯這橫額掛在上面 ── 我們不認識屋主,屋主極少回來,就算我們想問也無從問起。事關死亡,常人多忌諱,伯伯又是個小人物,且看接下來又有什麼新挑戰等著我們吧。

完成橫額,彷彿標誌著菌和我也結束了我們對伯伯去世的哀悼期。這哀悼感覺之強烈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並不曾刻意計劃安排哀悼期,只是跟隨內心感覺,一切自然而然,就如生,亦如死。

錄影力量

木桶獎

豆花伯很有街頭氣概。七年前初次在街上見到他和盛著豆腐花的小木桶,問他是否可以用錄像拍攝他,他一口答允,問也沒問我的來歷;稍後菌和我想去他家拍攝他製作山水豆腐花,他二話不說便敞開大門。七年來,我們逐漸得知,伯伯和我們村口的婆婆何師奶一樣,不時吸引遊客、報紙和電視把鏡頭對準他;而伯伯也和何師奶一樣,對這種種關注淡然處之,不卑不亢。

三年前,我們在拍攝中聽伯伯幾次提及豆腐花銷量不如以往,菌便為伯伯設計並製作了兩套英文招牌,以吸引梅窩日漸增加的白人家庭和黑皮膚傭工。英文招牌經風吹日曬逐漸褪色,菌連續兩年給它翻新,好讓伯伯在聖誕新年至春節這段旺季吸引更多食客。

去年春天,菌和我接連病倒,精神不濟,伯伯特意給我送來一斤黨參。他說他多年前曾經感冒了很久,看遍中西醫生也看不好,最後自己買了一斤黨參,每餐飯吃一條,吃完就好了。梅窩洪聖誕那天,我們路經豆花檔,驚訝地見到伯伯檔在人不在。在旁邊閒坐的老友記七嘴八舌告訴我們:伯伯見沒什麼生意,乾脆收檔跑去看大戲。我半信半疑:伯伯説英文招牌給他增加了銷量,怎麼現在又沒什麼生意?也許伯伯是提早賣完才去玩?

不久之後的一天下午,我們散步路過伯伯家,再次驚訝地見到他在田裡勞動,而不是像平常那樣在街頭擺檔。詢問之下,伯伯說近來生意不好,懶得開檔。聊著聊著,我忽然有個主意:在伯伯檔口賣《山水阿伯姊妹花》的光碟。伯伯無可無不可,菌則沒有很大反應。我雖然很想試,但對自己在美術和手作方面的能力沒有信心,講完之後大半年沒有動靜,直到去年十月底,連續幾次路過豆花檔都覺得有點冷清,心想不能再拖了,便壯著膽子自己動起手來。

菌提醒我:以我們那部噴墨列印機的質素,最好避免做彩色包裝。仗著對 photoshop 那點點認識,我找到一個按鈕,可以把彩色照片轉換成黑白影印效果,看起來滿不錯。找封面和封底的照片費了點時間,撰寫給觀眾的信花了更多時間:伯伯想有收入,我想交流--我估計願意花錢買碟的人不會多,那麼賣碟所得便全部歸伯伯吧,我寧願買碟的人看完片聯絡我們,交流想法。菌為配合黑白雙色的封面封底,以及配合伯伯檔口他自己寫的那片小小招牌,特意選擇用毛筆在光碟上寫片名等資訊,令光碟包裝、影片內容與伯伯檔口成為一個整體。

設計好光碟包裝,便設計放在伯伯檔口的宣傳膠片,仍然是用 photoshop。用不同照片分別測試了軟件選單上所有「藝術」按鈕,最後定稿在影印效果上。我希望本地人--梅窩人或市區遊客會買碟,也希望買的人能夠和伯伯發生一點互動,因此在宣傳的中文版把定價交由伯伯決定,並寫明可以講價;宣傳的英文版則定價為$150。菌見我做得高興,也出動她塵封已久的電鑽,翻出她從未動用過的一個小座檯鉗,把幼細的銅線繞成扭條狀,用來把宣傳膠片固定在伯伯的檔口。

做完這幾道工序,我覺得封面似乎還略嫌單調。菌提議撿拾各種落葉來做最後的潤色--讓每件大致相同的製品各有特色,是我們喜愛的風格。我們找一天上山,拾回一口袋小小葉片。菌經過試驗,確定用白膠漿黏貼葉片的效果可以,便製作了第一批總共五隻光碟。我幾乎等不及去伯伯家交碟和安裝宣傳膠片。

第一批五隻光碟之中,一隻我們自己留念,一隻送給片裡面一位欣賞我們工作的被拍攝者,實際上只有三隻給伯伯賣。11 月 20 日出街,之後一個多月都沒有動靜。12 月 28 日,鄰居寄來他無意中發現的網頁連結:一位越野單車玩家特意路經梅窩光顧伯伯的豆腐花,盛讚之餘,拍下連串檔口照片,其中兩張是我們的宣傳膠片。雖然單車人沒有買碟,但已足夠我們驚喜一陣子。

元旦剛過,我們收到電郵:一位住在梅窩的波蘭人莫妮卡買了光碟,看過之後很喜歡,寫信給我們。經過幾番電郵來往,我們發現她原來已經光顧伯伯十年,而且還被我們拍攝進片中。波蘭鄰居通過一個在梅窩搞有機耕種的西人團體,在沙灘一間西式燒烤餐廳搞了一次放映會,伯伯、嬸嬸和我們都被邀請出席。那天晚上共有觀眾 25 人,其中大部分是西人。放映後他們問了伯伯一些問題,通過住在他隔鄰、做這些西人有機菜生意的一位鄰居美寶即時傳譯,伯伯回答了所有問題。最後大家向伯伯致以熱烈鼓掌,菌和我都感到與有榮焉。

西人觀眾反應踴躍,當場有七、八個人表示訂購光碟。不過菌和我都有點提不起勁,對於沒有本地人買碟感到失望。放映會之後,我提議光顧了伯伯十年的波蘭村民莫妮卡與伯伯直接溝通,由我們即時傳譯,她接受提議,伯伯決定大家去飲早茶。傾談中伯伯表示過完春節就不再賣豆腐花,因為他已經八十歲了。莫妮卡立即提議我們把光碟放到梅窩的西人店舖寄賣,但我們卻很猶豫:製作光碟給伯伯賣,與伯伯的檔口分不開;若伯伯不再開檔,我們繼續製作光碟,就似乎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不過伯伯其實並不確定何時結束營業。於是菌和我再製作了 17 隻光碟,趕在春節前交給伯伯。年三十那天,伯伯忽然登門:他總共賣出 13 隻碟,賺到 $1,950,要分返一半給我們。我們從中拿起 $200 作為全部材料成本,並三番四次給伯伯解釋:講好全部收入歸他所得,我們不能騙人;剩下那 7 隻光碟,請他留起一隻給自己做紀念,其餘的賣完了也請他收下所有錢,那都是他應得的。

我問伯伯我最關心的問題:「你賣這光碟感覺如何?」伯伯對於沒有本地人買碟覺得奇怪,對於西人買碟,他笑著說好玩:「那些鬼佬,走過來用手指指一下膠牌,比劃比劃,我就知道他要什麼。」

好吧,雖然我們對於沒有本地人買光碟感覺遺憾,但就著給伯伯增加收入和樂趣這兩點而言,我們這小小創作計劃是圓滿達到目的了。菌問伯伯:在他結束營業後,可否送一個裝豆腐花的木桶給她?伯伯一口答應。

正!

【註:豆花伯於 2011 年 7 月 11 日去世,去世前他剛好賣出所有光碟,為他帶來將近三千元收入。】